宋史·韩琦传(2)

韩琦传(2)

　　嘉祐元年（1056），奉召任三司使，未到任，又授职枢密使。嘉祐三年六月，授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六年闰八月，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为仪国公。仁宗已连续失去三王，到至和年间（1054～1056），仁宗患病，不能亲自上殿。朝廷内外都惶恐不安十分担忧，大臣们都争先上奏要选定继位人来固定朝廷命运，包拯、范镇的言论尤其激烈。过了五六年，犹豫不决没有选定继位人，上书言说此事的人也少了。到这时候，韩琦乘机进言说：“皇位的继承人，是天下安危之所在。以前祸乱的出现，都是由于决策没有早点决定下来。陛下年岁已高，还没有皇太子，为什么不选择宗族中的贤能者，来为国家考虑呢？”仁宗说：“后宫将有人分娩，暂且等等。”结果又生一女。

　　一天，韩琦携带《汉书·孔光传》以进读，说：“成帝没有后代，立其弟之子。成帝并不是贤明的君主，还能如此做，何况陛下呢？希望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了。”又与曾公亮、张日弁、欧阳修极力进言，正好司马光、吕诲都有所请求，韩琦进读他们的上疏，还没有来得及开封，仁宗就说：“朕有这个意向很久了，谁能作为继承人呢？”韩琦惶恐地对答说：“这不是做臣下的所能议论的，应当由陛下自己选择决定。”仁宗说：“宫中曾收养二个男孩，小的很纯洁，但最近不太聪明，大的可以。”韩琦请问他的名字，仁宗告诉韩琦他的名字为宗实。宗实，是英宗的旧名。韩琦等极力称赞此事，于是议论决定了。

　　英宗为濮王守丧，建议起任知宗正。韩琦说：“决定了要办的事，不能中途停止，陛下决断不应怀疑，希望从宫中批出圣旨。”仁宗不打算让宫中人知道，说：“只要中书行文就足矣。”诏令下达后，英宗坚决辞谢。仁宗又问韩琦，韩琦应对说：“陛下既然知道英宗贤能而选为继承人，如今英宗不敢马上担当，是由于见识远大，贤能的缘故。希望坚决起用他。”英宗服丧完后，还坚决卧床不起。韩琦说：“知宗正的任命刚一发出，朝外人士都知道英宗一定成为皇太子，还不如正其名。”于是下诏立英宗为皇太子。第二年，英宗即位，以韩琦为仁宗山陵使，兼门下侍郎，进封卫国公。

　　韩琦已经辅佐策立英宗，门下亲戚宾客，有的闲谈中谈及策立之事，韩琦一定严肃地说：“这是仁宗的英明决断，为国家考虑，皇太后内助之力，臣子有什么参予呢？”英宗突然得病，太后垂帘听政。英宗病重，动作有时反常，对宦官尤其缺少恩爱。左右之人多不高兴，于是互相进谗言离间，两宫于是有了仇恨。韩琦与欧阳修在太后帘前上奏言事，太后痛哭流泪，具体地叙说事情的由来。韩琦说：“这病十分难治，病好，是不可能的。儿子患病，母亲能不宽容吗？”欧阳修也详细进言，太后意气逐渐缓和，过了一段时间就不再言说此事了。以后数天，韩琦单独进见英宗，英宗说：“太后对我无恩。”韩琦对答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人数不少。但唯独说舜是大孝子，难道其余的全部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儿子孝顺，这是正常之事不足称道；惟父母不慈爱，儿子不失去孝顺，才值得称道。只担心陛下之事不能办到，父母岂有不慈爱的。”英宗大受感动并得到启发。到疾病痊愈时，韩琦请求皇帝乘车祈雨穿上白衣服出去，人心才安定，太后执政，授予韩琦右仆射，封为魏国公。

　　夏人进犯大顺，韩琦建议停止岁赐，断绝双方的和市，派遣使者向夏人问罪。枢密使文彦博责难他，有的列举宝元、康定之事，韩琦说：“谅祚，是一位狂童，没有元昊那样的智谋计略，但边防军队大大超过以前。严厉地责问夏人，一定折服。”不久谅祚上表致谢，英宗对韩琦说：“完全像所预料的一样。”英宗卧床不起，韩琦入宫询问起居情况，并上言说：“陛下很久不亲自上朝，希望尽早设立皇储，来安定社稷。”英宗点头称赞，立即召学士起草制定，立颍王。

　　神宗即位，韩琦授职司空兼侍中，为英宗山陵使。韩琦执政三朝，有人担忧他专权。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不赴文德殿为跋扈。韩琦请求离职，神宗为此将王陶贬职。永厚陵复土，韩琦不再入中书任职，坚决辞去官位。授职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朝言对，神宗流着泪说：“侍中一定要辞去，今天已经降制了。”赐予兴道坊住宅一区，提拔他的儿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辞去两镇之职，就只兼任淮南之职。

　　正遇种谔擅自攻取绥州，西部边境开始骚扰，改任永兴军判官，经略陕西。韩琦说：“边境守臣随意妄为，抛弃盟约埋下动乱的祸根，希望召集二府立即决断此事。”韩琦入朝辞谢，曾公亮等正上奏言事，希望与韩琦一起言事。神宗召见他们，韩琦说：“臣下从前是朝中官员，应当与他们共同议事。如今，是守卫之臣，不敢再参预闻听。”又说：“王陶指责臣下跋扈，如今陛下将陕西用兵之权授予臣下，又有像王陶一样弹劾臣下的人，这样臣下将会成为灭族之人。”神宗说：“侍中还不明白我的意图吗？”韩琦起初说绥州不应当攻取，不久夏人诱杀杨定，韩琦又说：“敌人既然如此，绥州如今不能放弃。”枢密院用韩琦开始的言论责难他，韩琦具体地叙述了其中的理由，最后终于保住了绥州。

　　熙宁元年（1068）七月，再次请求从相州告归。河北地震，黄河决口，调任大名府，充任安抚使，允许自己决断事情。王安石任宰相时，派遣常平使散发青苗钱，韩琦极力上言此事。神宗拿出他的上疏给宰相大臣们看，说：“韩琦是真正的忠臣，虽然人在朝外，仍不忘记朝廷之事。朕起初认为对老百姓有利，没想到会这样祸害老百姓。况且坊郭怎能实行青苗，却也强行实施这一办法呢？”王安石气愤地上奏说：“如果是顺从他们的愿望，即使是坊郭又有什么害处。”第二天，声称有病不上朝。在这时，新法几乎废除，王安石又出任宰相，更加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意见。韩琦又恳切地上奏，王安石将其上疏交给条例司，让其他官员上疏进行驳斥，刊石颁行天下。韩琦更加恳切地申辩，最后仍不依从。这样韩琦请求解除四路安抚使，只兼管一路，王安石想阻止韩琦，立即允许了他的要求。熙宁六年（1073），回到京师任相州知州。

　　契丹派遣使者要索求代北之地，神宗亲自书写诏书询问韩琦，韩琦上奏说：

　　“臣下观察近年以来，朝廷考虑事情，好像不以大敌为忧虑。契丹见此情形一定产生怀疑，一定会认为我们有图谋收复燕南的意图，因此引用先发制人的办法，来制造祸端。导致契丹怀疑的理由，大致有七个方面：高丽臣属北方，断绝朝贡很长时间，现在以商船引诱而使之前来，契丹知道此事后，一定认为将要图谋他们。这是第一个方面。强行夺取吐蕃的土地来建置熙河，契丹听说后，一定认为不久就要侵占他们的土地。这是第二个方面。在西山广泛种植榆柳，希望让这些榆柳成长起来，用来抵制敌人的骑兵行动。这是第三个方面。建立保甲制，这是第四方面。各州县修筑城池，这是第五方面。设置都作院，颁布弓刀新样式，大造战车，这是第六方面。在河北设置三十七将，这是第七方面。契丹一直是我们的敌对国家，由于这些事情而产生怀疑，不得不这样。

　　“臣下以前论说青苗钱事，谏官大肆诬蔑，如果不是陛下英明，几乎被砍头。从此以后，听说新法一天天颁行，不敢再论说。如今被陛下亲自召见询问，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论及此事而有所隐瞒，死有余辜。臣下曾经私自考虑，开始替陛下谋划时，必须说治国的根本，这个根本一定要首先积聚财富和谷物，在老百姓中招募士兵，这样就可以打击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因此发散青苗钱，损失老百姓的利益，实行免役法，按照户等收取现钱；到设置市易务，小商小民，手足无措。新制每天都在颁行，不断更改没有常制，官吏茫然不知，不能详细记载，监司督察责难，以严峻刻薄作为英明。如今在农田中农民有埋怨，在商道上商人有感叹，官吏不安心本职，陛下不全部知道。想抗击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来使国家出现太平，却首先使国家的根本动摇，众人埋怨离心离德，这是替陛下开始谋划的最大失误。

　　“臣下现在替陛下考虑，应该向契丹派遣使者友好往来，具体地说明以前所作的一切，都是平常的修防设备之举，没有其他的用意；疆界早就确定了，完全依照过去的边界，不能坚持这点来制造战乱，从而破坏多少代以来的友好关系。一些可疑的举动，如设置将官之类，都因此免掉。更加爱抚百姓，选择贤能之士，疏远奸佞谄谀之徒，任用忠诚耿直的大臣，使天下高兴服帖，边境防备一天比一天充实。如果契丹自己破坏盟约，这样就能够一举动用军队，收复原来的土地，发泄多少代以来的愤怒。”

　　奏疏进上，正好王安石再次任宰相，将所争夺的土地全部割让给契丹，东西七百里宽广，谏者认为十分可惜。熙宁八年（1075），改任节制永兴军，再次上任，没有授职就死了，终年六十八岁。在死前的一天傍晚，在官署附近落下了一颗大星，马槽里的马都被惊了。神宗在苑中致哀，哭得十分悲痛。停止上朝三天，赏赐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分发给两河的士兵来建造坟墓，篆写墓碑叫作“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赠尚书令，谥号叫作“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常年让其儿子以及孙子一人在相州任官，来保护他的坟墓。按以往的规定，三省的长官，只有尚书令尤其重要，追赠的人一定要兼任其他官职。到韩琦时，只单独追赠一职。后来，又发布诏令，虽然应当追加策用，不再加用师保，这是认为韩琦高贵的缘故。

　　韩琦早有盛名，见识气量远大，遇事喜怒不表现在脸面上，评论者认为他深沉稳重可与周勃相比，在政事方面可与姚崇相比。他成为学士戍守边关，才刚刚三十岁，天下人已将他称作韩公。嘉祐、治平年间，再次决定国家大事，来安定社稷。在这时，朝廷有许多变故，韩琦处在危难猜疑的时候，知道的无所不做。有人规劝他说：“您所做的确实是好事，万一有所差错，不但自身不能被保护，恐怕家人也无处生存。”韩琦感叹说：“这是什么话。作为人臣尽力服务于君主，生死都不计较。至于成功失败，是天意，怎能预先担忧不成功，而停止不干呢。”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惭愧叹服。在魏都很长时间，辽国使者每次经过，递交文书都写上姓名，说：“由于韩公在这里的缘故。”韩忠彦出使辽国，辽国君主询问得知他的相貌像他的父亲，就命令工匠画下来，韩琦在国外就是如此被看重。

　　韩琦天生朴实忠诚，礼贤下士，无论贵贱，都一样以礼相待。尤其以奖励提拔人才作为急务，如果舆论一致推举某人，即使心中不高兴，也接纳使用，因此深受众人爱戴。选举官员，都依靠法律遵循事理，他的建议请求，只要义理所在，从不迎合某人的心意。担任宰相时，王安石有盛名，有人认为可以使用他，唯独韩琦认为不可以。到任相州太守，向皇帝辞别，神宗说：“你离开了，谁可以主持国事，王安石怎么样？”韩琦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力量有余，处在辅弼之臣的地位则不行。”神宗没有回答。他驻守大名时，魏人替他建立生祠。相州人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遇到争斗诉讼，互相劝止，说：“不要扰乱我们的侍中。”与富弼齐名，号称贤明之相，世人称之为“富韩”。徽宗追论韩琦定策功勋，追赠魏郡王。有子五人：韩忠彦、韩端彦、韩纯彦、韩粹彦、韩嘉彦。韩端彦为右赞善大夫。韩纯彦官至徽猷阁直学士。韩粹彦为吏部侍郎，终龙图阁学士。韩嘉彦与神宗之女齐国公主攀婚，拜职为驸马都尉，终瀛海军承宣使。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