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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寀传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职清苑知县,调任刑部主事。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酉时,有一个不知道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进入慈庆宫,打伤守门的内侍李鉴。到达前殿的屋檐下面,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抓获,将他交给了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人。慈庆宫是皇太子居住的宫殿。第二天,皇太子报告,皇帝命令有关部门查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将审问的结果上报:“罪犯名叫张差,蓟州人氏。只是声称吃斋乞求封赏,语无伦次。表面上看,好像是患疯癫病。仔细观察,实际上是很奸诈狡猾。请求交给法司严厉审讯。”当时太子虽然确定很长时间,皇帝却很薄待他。朝廷内外怀疑郑贵妃跟她的弟弟郑国泰阴谋危害太子,只不过没有证据,而方从哲等也跟外戚亲贵相勾结以求自保。张差被抓,满朝都感到惊讶,刘廷元的报告说他疯癫了。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跟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同审讯,完全跟刘廷元指出的一样。说:“张差堆积的柴草,被人放火烧掉了,气急就疯了。在四月份到北京伸冤,碰到二个不知名的男子,哄骗他拿着棍子装出伸冤的样子。于是从东华门进城,直到慈庆宫门口。按法律应当斩首,罪加一等立即处决。”奏稿写好了没有呈上。山东司负责管理京师的事情,署印侍郎张问达把这事交给他们处理。而胡士相、劳永嘉和刘廷元都是浙江人,用疯癫结案,王之寀心里怀疑不是这样的。

  这月十一日,王之寀碰到给牢中送饭的机会,最后送给张差,私自责问他实情。开始说:“告状”,又说:“拷打死了罢,已经没有用了。”王之寀让人把饭放在张差面前,说:“说实话给你饭吃,否则饿死你。”让左右的人出去,留下二个小官吏扶着他,问他。开始说:“小名叫张五儿。马三舅、李外父让我跟着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太监,说事成之后给你几亩地。等到进入北京,进入一个不知道街道的大院子。一个太监请我吃饭说:‘你先冲一趟,碰到人就打死他,打死了我们来营救你。’给我枣木棍,引导我从后宰门走到宫门前,我把看门人打翻在地。太监太多,于是被抓获了。”王之寀拿着张差的供状,告诉了张问达。并且说张差不疯不癫,有胆有识。乞求将凶犯绑到文华殿朝审。或命令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同审问。奏疏呈上去没有下发,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记济等人接连上疏催促。而陆大受的奏疏中有“奸戚”二个字,皇帝讨厌它,跟王之寀的奏疏一起被扣留。刘廷元又请求尽快查看各疏,交给法司审讯处理。御史过庭训说祸灾发生在宫内,应该快点处理,也都被扣留。过庭训发布文书到蓟州调查,知州戚延龄详细说明张差疯癫前后的情况,说:“贵妃派太监营建佛寺,太监烧制砖瓦,居民有很多卖柴从中获利的。张差卖了田地买木柴卖给太监。当地人忌恨他,烧了他的柴草。张差向太监告状,被太监责斥,不胜愤怒,拿着木棍想向皇帝告状。”于是原告各臣就把这句当作证据了。

  二十一日,刑部会同十三司长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祯、劳永嘉、王之寀、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唯道、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沣、朱瑞凤等人再次审问。张差招供:“马三舅名叫马三道,李外父名叫李守才,不知姓名的太监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不知街道大院的主人是刘成。二人让我打入宫门,打小爷,要吃什么有什么。”所谓“小爷”,是宫中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又说:“同谋还有姐夫孔道,一共五个人。”于是刑部到蓟州道提审马三道等人,上疏请求法司提审庞保、刘成对质。而给事中何士晋跟方从哲等人也都赞成这样做。皇帝于是下诏责成主管会同法司拟定罪行。这一天,刑部将蓟州的回复上奏。不久,又下诏严刑拷问,尽快绳之以法。这时朝廷内外议论纷扬,很多话涉及到郑国泰,郑国泰上疏自我辩白,何士晋又上疏攻击郑国泰,详情见《何士晋传》。

  在这之前,百户王曰乾上疏,说奸邪之人孔学等造谣惑众,将对皇太子不利,言词已牵连到刘成。刘成和庞保都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到这时,又涉及到刘成。皇帝心动了,了解到郑贵妃善于用计谋。郑贵妃很窘迫,哀求皇太子,表白自己没有其他企图。皇帝也几次下诏安慰,让皇太子对廷臣做说明。太子也因为事情牵连到郑贵妃,感到很害怕。于是依照皇帝和郑贵妃的意图,希望快点结案。二十八日,皇帝亲自到慈宁宫,皇太子陪在皇帝座位的右边,三个皇孙一字排开站在左边的台阶下。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以及文武大臣,责备他们离间皇帝父子的感情。下令将张差、庞保、刘成处以肢解分尸的刑法,其他人没有涉及。于是握着太子的手说:“这个儿子很孝顺,我很爱惜他。”说完又用手抚摸太子身体说:“从襁褓之中抚养成人,假使我有其他想法,为什么不早就改变更换皇太子。况且福王已经回到他的封国,离此地有几千里远,如果不是公开召见他,能插上翅膀飞回来吗?”于是命令内侍牵着三皇孙到右边的台阶上,让各大臣熟悉他,说:“我的各个孙子都已长大成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回头问皇太子有什么话,跟各臣都说出来,不要隐瞒,皇太子陈述道:“快把那个疯子处决了,不要牵连其他人。”又责备各臣说:“我们父子是何等亲爱,而外廷却议论纷扬,你们就是没有君王的臣子,使我成为不孝之人。”皇帝又对各臣说:“你们听皇太子的话吗?”又一连重复了好几次。各臣跪在地上听话,叩头退出,于是命令法司处决张差。第二天在市场上肢解分尸。又过了一天,司礼监会同廷臣在文华门审问庞保、刘成。这时已经没有证人,庞保、刘成拐弯抹角就是不肯认罪。正好太子传令从轻处理,廷臣这才离开。十多天后,刑部议论流放马三道、李守才、孔道。皇帝采纳了,而将庞保、刘成杀死在宫中。这事就算了结了。

  这个时候,皇帝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召见大臣了,因为王之寀揭发庞保、刘成的事情,特地出来排解大臣们的疑虑,并且调解贵妃与太子之间的矛盾。考虑到这件事似乎有些根据,所以没有立即怪罪王之寀。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官考核,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利用拾遗纠察机会弹劾王之寀贪财,于是削籍为民。

  天启初年,廷臣多为他伸冤,召回恢复旧职。天启二年(1622)二月上《复仇疏》,说:

  “《礼》,对于弑君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齐襄公报了九代之仇,《春秋》称颂它。先前李选侍让圣母生气,殴打圣母,陛下三番五次传告朝廷内外,停止封她为贵妃,圣母在天之灵一定会心安瞑目的。这是复仇的一大要义。

  “先皇帝一生备遭艰难险阻,弥留之际含恨而终。试问:李可灼错误用药,是谁引进的?崔文升故意用药,是谁主使的?恐怕方从哲的罪行还不在李可灼、崔文升之下。这是先皇帝大仇未报的第一点。

  “张差手持木棍侵犯宫廷,国家的安危只在于呼吸之间。国家到了这等地步,刘廷元还曲意掩护,用疯癫结案。胡士相等人改记口供,用卖木柴作为招供。此后复审,张差招供同谋一起行动的,朝廷内外埋伏有多人。李守才、马三道也招供他们结成派系,共同谋划,而胡士相等人将这些实情全都抹去。当时他们有内应,有外援,一人作难,九庙震惊,是何方凶徒,竟敢如此横行霸道,目无法纪!这是因为外戚郑国泰私自勾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等人,金银珠宝充满他的房屋。言官沉默,拿他们没办法,于是不再有顾虑和忌惮心理,蔑视国家法律。郑国泰虽然死了,他的罪行却不能饶恕。法官应当打开他的棺材,鞭打他的尸体,绝灭他的三族,把他的宫室涂成红褐色。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到这事。这是先皇帝大仇未报的第二点。

  “总之,用药的方法跟木棍打击的阴谋性质是一样的。打击不中就用药催促。这是崔文升的药比张差的木棍还要厉害。张差之前,从来没有张差的先例;刘成之后,难道还会少刘成这样的人吗?卑臣以为陛下在上面被孤立了。”

  又说:

  “郎中胡士相等人,是主张疯癫结案的。堂官张问达,是调停用疯癫结案的。寺臣王士昌的奏疏貌似忠诚而实际上是巧言谄媚,没有一个字做出评价,辩冤却充满了陈辞滥调。堂官张问达态度圆滑,先答应是疯癫,后来又宽恕奸人。劳永嘉、岳骏声等人同一鼻孔出气。张差招供有‘三十六头儿’时,胡士相停笔。招供有‘东边一起举事’时,岳骏声说他波及到无辜。招供有‘红封票,高真人’时,劳永嘉说不应该追究红封教。现在高一奎监督蓟州,是镇朔卫人。大概高一奎是红封教的主持人。马三道是负责分发红票的总管。庞保、刘成是负责供给红封教教众木棍的人。那些奸人增减会审的公单,大逆不道。”

  奏疏递入,皇帝不过问,而先前主张疯癫结案的对他恨之入骨。

  不久,王之寀提升为尚宝少卿。过了一年,提升为太仆少卿,不久调任太仆寺卿。刘廷元和岳骏声、曾道难因为王之寀侵犯他们,先后上疏辩护。王之寀也接连上疏极力驳斥,并揭发各人先前讨论张差官司时,在红庙中分钱及居中调解双方争执的人名很详备,此事虽没得到处理,但这些人更加恨他。

  天启四年(1624)秋天,他授官刑部右侍郎。第二年二月,魏忠贤势力嚣张,他的党徒杨维垣首先为“梃击案”翻案,极力诋毁王之寀,将他除名。不久把他列入汪文言案中,交给抚审问。岳骏声又攻击他,并且说他勒索郑国泰二万两,下诏追查。等到编修《三朝要典》,“梃击案”以王之寀为首犯。府尹刘志选又弹劾他,于是下诏逮捕入狱,判处窝赃银八千两,王之寀最终死在狱中。崇祯初年,恢复官职,赐予救济。

  自从“梃击”的议论开始,“红丸”、“移宫”二件事接踵而至。两个派系争论是非,相互倾轧排挤,直到明朝灭亡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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