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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纪(19)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春,吴汉到南安,击述弟永于鱼涪津,破之,遂降武阳。

  初,汉入犍为界,诸县多城守。诏令汉直到广都,据其心腹,诸城自下。汉意难之,既进兵广都,诸城皆降。又诏汉曰:“广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来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与争锋。述若不来,转营逼之,彼必坚壁。”汉以连战辄胜,便进兵,去成都十里。汉自将步骑二万余人水北作营,遣副将刘尚将万余人于南为营,相去二十余里。上闻之,大惊,让汉曰:“如述出兵连缀副营,副营破,即公营亦破矣,恐公不能还自天上也。幸尚无他者,急还广都。”

  三月癸酉,诏曰:“巴蜀民为人所掠者,免为庶人。”

  夏六月,黄龙见于河东。

  秋七月,冯骏鼓江州,杀田戎。

  九月,述遣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将十余万人攻吴汉,分兵守刘尚。汉力战不利,汉谓诸将曰:“吾与诸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今深入敌地,在其城下。胜则成功,败则无余,成败在一举矣。前夹江为营,战数不利。今欲徙水北营合于水南,同心一力,人自为战,何有不克哉!”飨士秣马,潜军夜合水南营。述不知,乃分兵距水北营,自将攻水南营。汉迎击,大破之,斩谢丰、袁吉。会藏宫至,兵马甚盛,遂进军城下。述自将数万人出战,吴汉纵锐士奔之,刺述洞胸。舆至营,以兵属延岑。其夜述死。明旦,岑举城降。吴汉悉灭公孙氏,并诛延岑。汉燔烧百姓,纵兵大掠。上闻之,诏让吴汉、刘尚曰:“城中老母婴儿,口以万数,兵火大纵,可为酸痛,甚达古人吊民之义!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初,汉军粮尽,具舟将退,谓蜀郡太守张堪曰:“祸将至矣!军有七日粮,而转运不至,必为虏擒,不如退也。”堪乃止汉,使毁军以挑述,述果出战,遂以破述。成都既平,堪先入其城,府藏珍宝,皆有簿券,秋毫无所取,慰抚吏民,蜀人喜悦。后迁渔阳太守,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以数千骑击破之,威震北边,渔阳大治。

  堪字君游,南阳宛人。明帝时问蜀郡计掾樊显曰:“前后太守谁最贤?”显曰:“渔阳太守张堪仁足以惠下,威足以擒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独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上闻显言,叹息良久。方征堪,会病卒,天子悼惜之。

  大司空李通以疾罢。通以布衣唱谋,有佐命之功,又尚宁平公主,甚见亲重。通性谦恭,常欲避权势,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上辄优喻之。以三公归第养疾,通后固请罢相,以特进侯奉朝请,常与高密、胶东侯参议大事。车驾每幸南阳,遣使使祠通父守冢。

  窦融与五郡太守还京师,官属宾客转毂千余两。融至,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上遣使还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京师。以梁统为太中大夫。数月,拜窦融为冀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国家旧臣,而爵位与吴公并,每朝会进见,辞礼甚恭,上愈亲厚之。融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因侍中金迁口达至诚。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朝夕教以经艺,不得令见天文、谶记。诚欲令肃恭畏事,恂恂修道,不愿其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王侯故国哉?”每请间求见,上辄不许。融尝罢朝,逡巡席后。上知融欲让,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将会,先诏融曰:“曩者知公欲让,今相见宜论他事,勿复言。”其殷勤若此。

  梁统在朝,数言便宜。上书陈法令轻重,宜遵旧典,曰:“臣闻人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爱人故为之除残,治理则为之去乱。是以五帝有流殛之诛,三王有大辟之刑,所以经世教民,除残去乱也。故孔子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高帝受命,奄有天下,制法定律,传之后也,不易之科也。文帝宽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旧章,几致刑措。武帝因资财富,多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没民疲,豪杰犯禁,故增其二科,惩不尽节。宣帝聪明,亲览万机,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元帝法令,少所改更,而天下称治。至于成帝继体,哀、平即位日浅,丞相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律百有余事,咸不厌人心,尤妨政事。伏见陛下,权时拨乱,博施济民,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而反循季世末节,袭秉衰微之轨,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垂无穷之制,天下幸甚。”

  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谏曰:“夫人情挫辱则节义之心损,刑网繁密则苟免之行生。圣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识远虑,动居其厚。故汤去三面之网,易著三驱之义,所以德刑参用而示民有耻。汉德宽厚,民无二心,军士左袒,乐为刘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后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故有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事。于是家无全行,国无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正,而仁义之风替矣。陛下览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为圆,建斲为朴。法简易遵,网疏易从,海内颂政,不胜其喜,宜如旧制。”上从林议。

  统徙封陵乡侯,出为九江太守,治甚有迹,吏民畏爱之。统有子九人,而松最知名。次竦,弱冠能教授,善属文。

  袁宏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圣人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故济乱所以为安,而兆众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悦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乐治之心,而顺人物之情者。岂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众兆仰德,治与法违,而可使民氓悦服哉!由是言之,资大顺以临民,上古之道也。通分理以统物,不易之数也。

  降逮中世,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简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顺之所以为理,遂隳先王之大务,营一时之私议。于是乎变诈攻夺之事兴,而巧伪奸吏之俗长矣。陵迟至于战国,商鞅设连坐之令以治秦,韩非论捐灰之禁以教国。而修之者不足以济一时,持之者不能以经易世。何则?彼诚任一切之权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数也。

  故论法治之大体,必以圣人为准格;圣人之所务,必以大道通其法。考之上世,则如彼;论之末世,则如此。然则非理分而可以成治者,未之闻也。若乃变诈攻夺之事兴,而饰智谋权册以胜之;巧伪奸利之俗长,而设禁网陷阱以饵之;患时世之莫从,悬财赏行罚以驱之;毒为下之讦逆,厚威网杀伐以服之。斯所谓势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论之以治哉?先王则不然,匡其变夺,则去其所事;救其巧伪,则塞其淫情。人心安乐,乃济其难以悦之,又何不从之有焉?人情恶侵,则正其分以齐之,又何讦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则虽愚悖凶戾者,其于身也,犹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顺乱伦反性者,皆众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警一人而千万人悦,则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则上下安和,天下悦服,又何论于法逆于理,理与法违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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