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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当汤普森询问哈伯带来的治疗摘记与进度记录的日期时,哈伯监督露出不安的神情,他慢慢翻动档案。来回翻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才承认,密里根有许多记录都遗失了。除了10月份到11月30日的资料遗失之外,12月到1980年1月的数据也不见了。他手边的治疗摘记只有1980年1月底到2月初的资料。

  庭内传来一阵嘘声。

  “密里根先生的治疗摘记和进度记录,有没有可能是被放到别的地方去了呢?”汤普森问。

  哈伯涨红了脸,啪的一声关上档案夹并答道:“全部的记录都在这里了。”

  在4月14日的公听会上,戈爱兰亦传唤包筑狄医师出庭作证。在被卫约翰部长派遣到利玛医院评估密里根的精神状态之前,包医师从未见过比利,她深深觉得自己是要来反驳“多重人格分裂”的诊断结果。有一名官员曾暗示她,该局需要她的协助好摆脱这个“麻烦”。她感到很生气,便打电话给戈爱兰。“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应该说这家伙不是多重人格患者,然后就可以帮助整个州摆脱困境了。”

  “但是真正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利玛医院对他所设的规定。他们甚至不让他用铅笔,”她说,“我觉得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被限制不得使用铅笔,都是件很荒谬的事。我光是看到这点小事就很清楚知道,不管用什么办法,利玛医院的员工都决心要害死密里根!所以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包医师宣誓后,戈爱兰请她略述她的专业背景,以确认她是多重人格分裂症的专家。她说她在澳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79年她受雇于俄亥俄州心理健康局之后,便被派到利玛医院去探视密里根,并对他的治疗状况做评估。至于她早期接触多重人格患者的经验,则包括治疗一名病患达一年两个月,她另外还认识或接触过三十多名患者。她曾与郭戴维医师及《自我迷失》一书中的心理学者吴可妮交换过意见,他们让她确实了解到,虽然适当的治疗可以让密里根获得改善,但在利玛医院中他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治疗。

  当被询问她与密里根的谈话是否能为该诊断作确实的回答时,她说他们的谈话证实了这样的诊断。

  “事实上,这个沉睡的人每天有两、三个小时是清醒的。密里根的时间都花在人格状态的轮替中。”

  她作证说他可以从治疗中获益,但唯有具备适当设备的机构才能提供这种治疗。她曾看过郭医师对于必须在管制最少的机构方能治疗多重人格的主张,她建议遵照该文件所述之处来治疗密里根。

  在下一次的休庭期间,密里根递了张纸条给他的律师。上面写着他现在是史蒂夫。雷根让比利U睡觉了,他有一个讯息要让史蒂夫带着出庭。

  当他站上证人席,他目中无人地四下张望。“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一个人静一静?比利已经睡上好长一段时间了。等他出狱之后,他就可以去看郭医师了。”

  他要说的就这么多。

  双方律师结辩之后,金戴维法官说,他将在两周后做出判决,在4月28日当天或之前。

  [2]

  尽管林德纳还是持续不断地阻止作家和密里根之间的联络,而戈爱兰向律师公会提出的抗议却迫使院方取消所有的限制。公听会后数日,律师公会的助理贝林亲自致电作家,告诉他林德纳临的限令已全数撤销,在一般会客时间之内他可以随时去看密里根。同时,保安部亦下令准许他携带录音机到医院里。

  1980年4月25日,作家带着《24个比利》的完整手稿到利玛医院探视比利。他进入内通道,走在两道电动闸门间的长廊里。等待第二道闸门开启的空档,作家端睨着其他访客口中流传的百呎壁画,这是幅巨大且草木繁茂、意象丰富的风景画。

  一座幅员广大的覆雪山脉毗邻一个大湖和好几座树荫浓密的岛屿,岛上尽是充满秋天色调的树木和松林。拱形木桥牵引观者的视线至小木屋前的泥巴路,小木屋的后方是搭乘山顶缆车的码头,湖的对岸,一位渔夫坐在船上垂钓。

  虽然画作署名“比利”,但作家知道,画风景画的只有汤姆。他很乐于见到汤姆获准离开病房,到外面来做他最重视的事。只要这个年轻的逃跑艺术家能执笔绘画,他就能创造出他自己的自由。

  第二道闸门开启,作家走了过去。

  在三号病房的主要内廊上,病人们排队等着,让戒护人员替他们与访客在灯塔壁画前拍照留念。

  会客室内的其中一幅画作令作家想起比利妹妹卡西曾带他见过的一个地方。他认出那座有遮顶的桥,还有那条通往不来梅农场的新耶路撒冷路;那座农场就是比利的养父米查(根据其他人在法庭所作的供词)虐待并强奸八岁大比利的地方。

  当戒护人员把比利带进会客室时,作家马上就知道——从他脸部的表情、平静的情绪、和缓的对话以及无力的握手,他眼前这个困惑的年轻人并不是‘老师’。比利只有部分融合。

  “我现在是在和谁说话呢?”作家趁着戒护人员走远时低声问他。

  “我想我没有名字。”

  “‘老师’呢?”

  他耸了耸肩。“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老师’不出来见我?”

  “雷根不肯加进来。这是个危险的地方。”

  作家明白了。郭玛琳医师在哈丁医院时曾指出,如果雷根和其他人融合的话,他作为“保护者”的能力就会减弱。由于这是个像监狱一样的医院,雷根必须置身于外以操控聚光灯。

  作家猜测,在这次会面之前,比利曾遭蓄意被服以大量镇静剂,以确保他无法与外界沟通这里的情况,或是关于他所受到的治疗。

  但是这里的治疗小组却不知道,在雅典心理健康中心时(不论有无服药),访谈一开始他会以某个人格出现,但随着他与作家的谈话内容愈渐深入,他通常会融合成为‘老师’。既然这个‘我不知道我是谁’的人格曾是‘老师’的一部分,作家相信他们都知道关于筹备写作的事。

  “我认为雷根会想知道我有没有信守承诺、不把他和其余可能还是会遭起诉的罪刑牵连在一起。”作家说,“如果他加入了融合,那么‘老师’出现的时候请让我知道。”

  比利点点头,开始翻看手稿。

  过没多久,作家去了趟洗手间。等他回来的时候,比利往上一瞥,他笑着指向27页上头作家写着‘老师’的地方。

  他确实转换过来了。

  他和作家彼此打着招呼,他们想起在金戴维法官第一次开庭前,‘老师’曾短暂出现过让麦弗德医师为他检查;自此之后,他们就没再见过面了。

  ‘老师’总是那么讲求准确,对手稿提出许多更正的建议:

  “你这里写着:‘亚伦走进卧室时,玛琳正在抽烟。’但她不抽烟的。”

  “在一旁做个记号。我会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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