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船伞兵(24)_海因莱因

二四

　　回营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着这封奇怪的信。读起来一点也不像他在课堂上说的那些话。哦，我不是说它的内容和他在课堂上讲的有什么相互矛盾之处，但是语气显然是不同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中校称一个新兵为“同志”的？当他还只是“杜波司先生”时，我只是他班上的一个学生，他很少注意到我。只有一次，他暗示我有太多的钱和太少的理智，让我感觉糟透了。（就因为我的老爸可以把学校买下来，当作圣诞礼物送给我——这有错吗？根本不关他的事嘛。）他当时正在谈论“价值”，比较黑格尔主义和传统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差别。杜波司先生说：“当然，黑格尔主义关于价值的定义是荒谬的。如果是一团烂泥，你在它上面花多大功夫也不会把烂泥变成苹果馅饼。它仍然是一团烂泥。再进一步，技术差的工人可以轻易地导致价值的削减。一个没有天分的厨师可以把已经具有价值的生面团和新鲜苹果变成一团价值为零的糟粕。相反，一个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用同样的原料创造出比普通的苹果馅饼高得多的价值，而且他所付出的努力并不比一个普通厨师在准备甜点时所付出的更多。

　　“厨房里的这些例子推翻了黑格尔主义的价值观，显示了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传统价值观的正确性。”

　　杜波司的残肢向我们挥舞着，“醒一醒，后面那位。凌乱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黑格尔哲学是夸张的、扭曲的、混淆的、神经质的、伪科学的和无逻辑的。但是，这位华而不实的黑格尔，不管怎样，还是隐约瞥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他有点分析能力的话，或许可以第一个真正阐明价值的定义，这个星球也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令人痛心的灾难。”

　　“不过，也可能不是这样。”他加了一句，“你！”

　　我吓了一跳，坐直身子。

　　“如果你不想听，或许你可以说。告诉全班，价值是个相对量还是绝对量？”

　　我一直在听。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闭上眼睛、松弛脊柱时就不算听课。但是他的问题难住了我。我没有预习今天的课程。

　　“绝对量。”我猜着回答。

　　“错。”他冷冷地说，“与活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价值’这个概念，如果不比较的话就没有意义。一件东西的价值总是和一个单独的人有关，它完全是个人的看法，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它的量也是不同的。市场价值只不过是个虚拟的意义，是众人心目中的价值的一个不太准确的平均数。众人心目中_的价值的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否则贸易就不可能存在。”（我不禁心想，如果父亲听到市场价值被称为虚拟意义，他会说些什么——轻蔑地哼一声？很有可能。）“这个与个人密切相关的比较值，价值，对于个人来说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这个东西能用来干什么，自己能拿它派上什么用场……第二，他必须要付出什么才能得到它，自己必须花多少。

　　有一首老歌唱道‘生命中最宝贵东西都是免费的’。这是错误的！

　　完全错误！就是这个令人悲哀的谬论瓦解并摧毁了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那些用心良苦的实验失败了，因为人民上了大当，以为不管自己需要什么，只要好好投票就能得到——不经过艰苦，不流汗，不掉泪，就能到手。

　　“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会免费。为了能呼吸的生命，我们必须承受生育时的窒息和痛苦。”他仍然盯着我，加了一句，“如果你们这些孩子为了得到玩具，必须付出一个新生儿第一次呼吸时的努力，你们会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富有。说到这儿，你们中的某些人，我同情你们贫乏的富有。你！我发给你一个百米赛跑的奖状。这会使你快乐吗？”

　　“嗯，我想可以吧。”

　　“请不要回避。给你奖状——这儿，我把它写出来：冠军大奖，春季百米比赛。”他真的走到我座位旁，把这张纸别在我胸前。“好了！你快乐吗？你觉得它有价值吗——或者没有？”

　　我气坏了。这个混蛋开始时取笑富家子弟——典型的酸葡萄心理，现在又搞出这场闹剧。我扯下纸片，向他扔去。

　　杜波司先生看上去很吃惊。“它没有使你感到快乐？”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得了第四！”

　　“对！第一名的奖状对你毫无价值……因为它不是你挣来的。

　　但是你对于第四名却有点小小的得意：那是你挣的。在场的梦游症患者中，我相信有些人可以理解这出小小的道德剧。我想，那个写下刚才那首诗的诗人可能是想暗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必须用金钱以外的东西才能购得——他是对的，但如果单纯停留在他的字面意义上，你们就错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无法用金钱购得，为得到它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苦难、汗水和奉献……一切东西中，最宝贵的也就是最昂贵的，它的代价就是生命本身——为了获得最大价值，必须付出最高昂的代价。”

　　返回营地的路上，我一直思索着从杜波司先生——杜波司中校——那儿听来的话，还有他那封出人意料的信。随后我停止了思索，因为军乐队来了。我们唱了一会儿，一组法国歌，包括《马赛曲》、《古罗马军团》和《苦难和危险的儿子》等等。

　　军乐队演奏是件好事：当你的尾巴耷拉在草原上时，它会使你重新振作精神。一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列队和点名时只能放点录音。但是长官们很快就发现了谁能演奏音乐，谁不能。于是他们发放乐器，组建了一个团乐队，都是我们自己的人，连乐队指挥都是新兵。

　　这并不是说他们能脱离训练。噢，不！只表示在自己的时间内，长官们允许并鼓励他们玩音乐，例如晚上和星期天。还有，他们可以在列队前进时向后倒退着走，同时演奏音乐，不用和我们走在一起。我们中很多事情都是这么搞的。举个例子，我们的牧师也是个新兵，年纪比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要大，入伍前是某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地方的牧师。他在布道中倾注了很多热情。不管他的信仰是原教旨的还是其他什么（不要问我），但他显然有能力理解新兵们的问题。唱圣歌也很有意思。再说，星期天早上早锻炼和午饭之间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乐队成员之间有过很多摩擦，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营地内有四套风笛和一些苏格兰制服，是一位苏格兰步兵团的老军官捐赠的，他的儿子在这儿死于训练事故。我们新兵中有一位竟然是风笛手，小时候在苏格兰童子军里学的。很快我们就凑齐了四个风笛手。技术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声音很响。你第一次听到风笛演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的声音很怪，一个新手的练习更会让你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听上去——并且看起来也像胳膊底下夹着一只猫，嘴里含着猫尾巴，时不时咬上几口。

　　但是他们能引起你的共鸣。当我们的风笛手第一次走在乐队前排，风笛呜咽出《阿拉曼之死》，我的头发一下子竖了起来，顶高了我的帽子。它会使你感动，让你流泪。

　　当然，拉练不能带上军乐队，对他们也不会有特殊照顾。大号和行军鼓必须留下，因为乐队里的小伙子必须带上所有装备，大家都得这样。他们只能带上一些不会增加太多负担的小乐器。但是机动步兵有一些小玩意儿，我相信别的地方都没有，例如一个比口琴大不了多少的盒子，一个小小的电子玩意儿，却能惊人地模拟出大号的声音，演奏的方法也差不多。长途跋涉时，一旦下达乐队演奏的命令，每个乐队成员都把装备卸下，由他的同班战友分摊，同时还不能停下脚步。随后他跑向军乐纵队，开始释放音波。

　　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乐队慢慢走向队尾，几乎已经听不到了。我们停止了歌唱，因为歌声会淹没渐渐远去的乐声。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的感觉还不错。

　　我想弄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因为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回到营地，我就能要求退伍了？不是。当我决定退伍时，我的确感到一定程度上的宁静，抚平了我紧张不安的情绪，使我得以入睡。但现在是别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看不到。

　　随后，我知道了。我已经越过了我的小山峰！

　　我已经越过了杜波司中校信中所说的小山峰。我已经爬了上去，现在开始下山了，脚步轻松。这儿的草原就像蛋糕一样平整，但是就在这片土地上，我曾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向上攀登。然后，在某一点——我想是当我们纵声歌唱时——我越过了顶峰，现在全是下山的路了。我的装备变轻了，烦恼也被抛在了脑后。

　　我们到达营地时，我没有和兹穆中士谈话。我不再需要了。他却主动要和我说话，队伍解散时示意我走上前去。

　　“是，长官。”

　　“这是个私人问题……所以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就不必回答。”

　　他停住了，我怀疑他是想问我是不是偷听到了那次他挨训。我不禁颤抖起来。

　　“今天发信时，”他说，“你收到了一封信。我注意到了——完全是无意问，不关我的事嘛——回信地址上的名字。那是个在有些地方非常普通的名字，但是——你没有必要回答这个私人问题——给你写信的那个人是否恰巧没有左手？”

　　我猜我的下巴都掉了下来。“你怎么知道的，长官？”

　　“那场事故发生时我就在旁边。是杜波司中校，对吗？”

　　“是的，长官。”我又加了一句，“他是我高中时的历史和道德哲学课老师。”

　　我猜这是我惟一一次令兹穆中士刮目相看，即使只是小小那么一点点。他的眉毛向上扬了八分之一英寸，眼睛也瞪得大大的。

　　“是吗？你真是太幸运了。”他接着说，“当你给他回信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跟他说一声那条船上的兹穆中士向他致敬。”

　　“是，长官。嗯……我想他给你写了几句话，长官。”

　　“什么？”

　　“嗯，我不确定。”我拿出信，念了起来：“——如果你能碰到我以前的战友，请代我致以最温暖的问候——是写给你的吗，长官？”

　　兹穆陷入了沉思，他的眼睛越过了我，看着别的东西。“嗯？是的。写给我，还有其他一些人。非常感谢。”随后，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他冷冷地说：“九分钟后晚点名。但是你必须先洗澡，换衣服。动起来，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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