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长江大决战(24)_孙挺信

二四

　　蒋介石继续歌颂他指挥的第一期抗战的巨大战果。他说，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我们也使日军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据统计，在这期间日军共伤亡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战中，我国军队广大官兵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使一贯轻视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为我国军人的牺牲精神慑服惊讶。也使世界友邦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发出赞叹。

　　说到此处，蒋介石就想起了像韩复榘那样不听招呼，像长沙大火那样乱捅漏子的高中级将领。因此，忍耐不住心头怒火，丢开讲槁，站起来声嘶力竭地痛斥军队中的种种可耻行为和现象。他说，某些将领指挥无能，各行其事，保守实力，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统帅部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甚至连统帅部也不能抽调某些地方的部队作机动使用；有的高级将领耍小聪明，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用那一套把戏来对付战区司令长官，使之无法指挥作战；还有的部队存在着让阵亡官兵，暴尸疆场，不组织收尸安葬；有的部队出现士兵逃亡；有的部队军纪涣散，土匪习气严重，军行所至，老百姓逃避；还有的谎报军情，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

　　蒋介石一提这些可耻行为就收不住口。他所指责的那些现象，当然多发生在杀韩复榘之前，但他此时特地提出来，重加鞭鞑，意在警告那些无能和各行其事的将领们，不要步韩复榘之后尘，当韩复榘第二。

　　当蒋介石在台上痛斥种种可耻行为时，台下的将领们无不为自己以往指挥作战中的失误；感到冷汗直冒。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感到提心吊胆，害怕追究他的责任，便在下面四处放风，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

　　第二天，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在会上发言，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

　　王陵基和第29集团军代总司令，感到大难临头，极为惶恐。

　　当时，在第一线作战的川军，除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和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外，还有唐式遵第23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杨森第27集团军，以及在山西等战区的李家珏等军。川军将领们对这种不怀好意，想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做法极为愤慨。

　　他们认为川军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战问心无愧。川军在全国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差，但作战极为勇敢顽强。1937年冬季，川军誓师出川抗战，一路北出秦岭，另一路由重庆沿长江东进。北方当时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十万川军将士只穿着单衣、草鞋，在茫茫雪地里行军，晚上宿营，打开背上那块四方形的被单，卷曲而躺，不进民房干扰百姓。没有雨衣，没有斗笠，顶风冒雪，行军上千里路，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老百姓见了无不为之落泪！

　　川军将士用川造步枪，川造麻花手榴弹，同日军的坦克、大炮、飞机、军舰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

　　川军将领们心里不服，这是理所当然的。

　　晚饭后，蒋介石、何应钦上厕所，见墙壁上到处写着小字标语：

　　“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当即命何应钦去把陈诚叫来研读那些“茅厕文学”，并在厕所旁边把陈训斥了一通，说他们小题大作，捕风捉影，推卸责任，攻击川军，才引起了川军的普遍不满。此事若弄不好，又将惹出大乱子，令其尽快做好川军将须的工作，抹平这件事。

　　其实，蒋介石在会上发那么大火，滔滔不绝地痛斥军中的可耻行为，只是因为长沙大火的气未消，一时发作。再者，他所指责的，也绝非川军。在蒋介石看来，川军的抗战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而且由于川军人数众多，已成为抗战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现在，陪都还设在重庆，若不对其好好安抚，势必将有不测风云。

　　第二天，会场气氛大变。

　　陈诚作大会发言，专门检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得失情况，其功劳当然归功于各参战部队。对于南岸战场某些失利的责任，陈诚全揽在自己头上，向大会作了指挥失误上的检讨，请求统帅部对他本人从重处分。

　　陈诚检讨之后，蒋介石即兴插话，对王陵基将军指挥川军第30集团军在万家岭等战斗中的英勇善战行动，给予表扬鼓励。

　　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坐在下面，乐得台不拢嘴。

　　夜里，陈诚专门宴请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席间，陈诚举怀敬酒，“希望川军继续保持光荣声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

　　陈诚还以军委会总部口气，向川军将领们许诺，今后在兵员粮饷，武器装备方面，将尽量先考虑补充川军各部。

　　“茅厕文学”引起的风波完全平息。

　　军事会议继续进行。

　　蒋介石和将领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力情况。认为：日军占顷武汉以后，因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旦是，敌陆海空军种和兵种齐备，训练有素，兵器配备较充足，人力强大，战斗力仍很强。

　　鉴于以上情况，第二期作战，将是敌我相持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军不可能再深入到国民政府的后方；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打败日本人，将其赶出中国去。这无疑是明智的判断形势了。

　　蒋介石基于以上对形势的判断和综合全体到会将领们的意见，提出了中国军队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和谋略：

　　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
　　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
　　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
　　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
　　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在这里，蒋介石已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这恐怕或多或少取决于在前十年内战中，他的正规军同红军游击队作战吃亏受挫而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为扶持和培养敌后游击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决定，正面第一线战场上，要不断地主动地出击日军，将日军主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前线来，以此减轻敌后游击部队的压力。

　　此举，无论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还是对共产党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壮大，牵制和消耗了相当数量的日军和伪军，反过来，也对抗战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为了适应这扯大了的战争摊子，便于指挥作战。蒋介石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兵团、军团两个层次，以军为作战的基本单位；取消西安、广西、重庆等行营，另设天水、桂林两个行营。以程潜、白崇禧分任行营主任。在最高统帅部之下，由程、白二将军分别负责指挥南北两大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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