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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桂永清拿起话筒,里边传出蒋介石尖厉的浙江腔:“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为什么没能按时攻下兰封?”

  桂永清狠狠叹了口气,抹了把脸上的尘土,一边慢慢解领扣,一边回答蒋介石,“此次攻城,我军旅长一死二伤,团长伤亡各二名,营长阵亡九名,连以下官兵伤亡五千余人,全体将士已竭尽全力,我在第一线督战。仍未能完成歼敌之任务,有负校长的使命,请予处分!”

  不久,桂永清接到蒋介石电令:

  二十八军攻击兰封不力,军长桂永清撤职。三十六师师长龙慕寒玩忽职守,守城不力,而且放走敌人,着即押送武汉处决,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革职留任、戴罪图功……

  2

  1938年5月底。

  日军第11师团数万人,从菏泽地区南下,与第14师团会合,一举突破兰封地区中国军防线,向开封逼近。

  蒋介石在郑州坐不住了,决心到开封前线督战,随行人员和一战区参谋长等人劝阻不住,只得去找德高望重的程潜将军。

  程潜听说蒋介石要冒险去开封,大叫这事千万干不得,他说:蒋介石身为一国军队之统帅,轻易到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去,若有个三长两短,这就不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格、人格,关系到一国军队士气的大事。

  程潜叫参谋长赶紧再去劝阻蒋介石,并叫转告他,“土肥原一个小丑,哪儿用得着委座亲自去对付。”同时,还叫转告,程潜本人马上启程去开封坐镇指挥,叫蒋介石放心好了。

  正值此时,日军华中派遣军一部,从芜湖沿长江水路进攻安庆。蒋介石只得放弃亲临开封督战的打算,连夜赶回武昌布置保卫大武汉的作战方案。

  6月初旬。

  武昌军委会办公室,蒋介石万分焦虑地踱步。

  武汉面临的情况一下严重起来。

  东边。华中日军正沿长江水路发动强大攻势,芜湖、安庆之战,守军接连失利,倍感兵力不足。

  北边。华北日军第14师团和第11师团,在攻占兰封之后,继续西进,已撞开开封重镇的大门。同时,华北方面军主力第2军,也轻易突破中国第8军归德防线,分两路大军,从陇海路南侧向西推进。郑州岌岌可危。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主力各部,为免遭强敌歼灭,已从郑州地区退到了京汉铁路线以西。

  郑州即失,武汉以北千里大平原,已无险可守。按照日军现在的进攻速度,几天或十来天之内,就可进抵信阳,迫近武汉重镇。

  蒋介石现在才洞悉日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那么,他的军队目前状况如何呢?

  用于武汉会战的主力,亦是从徐州突围的那五十个精锐师。这些部队经过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拼博消耗,已经十分疲惫、部队减员后也没来得及补充休整。目前,他们仍未摆脱日军南路兵团的尾追,正从蚌埠地区跨过淮河,然后沿淮河南侧,准备千里强行军,向信阳地区集结。

  日军靠机械化运兵,千里出击,时间迅速,战力不减,一个师团顶许多个师团用。而中国军队全靠两条腿赶路,劳师千里,已疲惫不堪,很难立即投入战斗。如勉强或被迫应战,战斗力要大打折扣,武汉会战就必败无疑了。

  现在,蒋介石第一需要的是时间。他至少需要两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使他的部队喘口气,稍稍恢复一下战斗力;需要时间,将这支刚从千里之外撤回的部队,进行必要调动部署,使之在部署的位置上有效地阻止日军进攻,还有,需要时间对民众进行动员和作好后勤保障的储备,将武汉地区的重要物质向后方疏散,以及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工厂和难民向后方的搬迁。

  蒋介石深知,死守武汉只对日军有利。日军目前正处在锋芒锐利阶段,往往利用中国军队死守城池,而将其聚歼,徐州会战就是一个例证。武汉之战必须打,而且要狠打;武汉重镇要守,而且要高喊死守。但这只是为了吸引日军、并大量消耗其战力。也向国人和世界证明,他对抗击侵略者是尽了职责的。

  蒋介石推开窗户,望着远处滔滔向东的长江,心情并没为之激动和轻松。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和两个结局:

  第一种选择:强大的日军兵团从北面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被迫应战。结局:他的疲惫不堪的军队,将彼敌人一鼓而歼之,长江正面战场将无力再战,也没军队再战了,等着他的是战败投降。

  不!他坚决不干。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个大国领袖,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特殊人物。怎么能做敌国的阶下囚,向日本人称臣纳贡!

  第二种选择:强大的日军从北方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避战,将武汉地区的部队向西南撤退,以保存实力。结局:日军将轻易占领华中大片国土,日军由于未受大的消耗而占领武汉,将凭其勇威,再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处于继续溃退和最后被打败的危险之中。

  不!绝不能走这条路。这大有失他作为军队统帅的颜面。他蒋某自诩从投身军旅以来,无论打清朝辫子兵,还是打北洋兵,无论是打内战还是打外仗,他从未怕过死。他剃光了脑袋,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给他的军队树个样板,保持军人的超脱和威严。

  长江水仍旧在那里浩浩荡荡,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

  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决开黄河大堤,用黄河之水阻挡北方日军。

  他现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早在一个月前,陈果夫呈上一份报告,提出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口附近掘开黄河北大堤,让黄河水去淹北岸的日军。陈果夫的理由是:黄河水对于守卫南岸的中国军队和守卫北岸的日军,都是一大危险的东西。如果日军先打开南大堤,则我军将被水淹。既是如此,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趁日军尚未动手时,打开北大堤。

  蒋介石当时想:决堤放水,虽可淹敌,但必殃民,这功与罪,是与非千秋难辩。所以,他只在陈果夫的报告上批了个“电程长官核办。”

  显然,蒋介石要把这件干秋难评的麻烦事推给程潜去处理。你程潜的一战区正好与日军隔河相峙,你若不想让日军放水淹你,要来个先下手为强,捅开北大堤,他蒋介石就来个睁眼睛,既不主张也不反对。今后历史上论功论罪,全都是当事人的事,他蒋某也摊不上。

  但是,殊不知,程潜也非等闲之辈,对这种摆明了当替罪羊的事,程潜干脆束之高阁,非待蒋介石白纸黑字明确指令,这事是能拖就拖,能不办就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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