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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演义小说中经常描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其实,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19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人们以糠菜为食,两斤红枣可以换一亩地,十来斤粮食可以换一栋房子,卖儿卖女的现象屡有发生。到了1943年,粮食更加紧张,除松树和柏树以外的树叶子几乎全被吃光,人们只好在野地里挖草根,掏地鼠洞。每天日出之后,饥饿的人群在墙角倚靠而坐,有些人就在昏睡中悄然死去。

  1943年初,冀南的日伪军不怎么折腾了,这些把老百姓抢劫一空的坏蛋自己也失去了物资补给的基础。日本兵的米饭改成了高粱面,小鬼子急了,看见谁有猪肉白面就当做“经济犯”抓起来,是不是汉奸都不管了。伪军士兵每个月的定量降为四十斤杂合面,他们也开始饿肚子,也开始为粮食发愁。

  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各路人马、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冀南党委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问题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取得胜利。”

  八路军没有粮食。由于缺乏营养,各部队都流行起夜盲症,白天眼睛还好好的,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八路军要靠打夜战才能生存,这种疾病对部队战斗力的破坏几乎是致命的。上级领导焦急万分。有人说,用羊肝炖汤能把夜盲症治好,可是,连窝窝头都没有,到哪里去找羊肝?

  部队缺粮,步兵难,骑兵更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就牵马出去放牧,自己也挖野菜充饥。这时候,老百姓也把新嫩的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地果都拿来当饭吃。

  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下达命令: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要和群众抢野菜树叶吃的地步……”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逃跑最严重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几二十里地,旷野里满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找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掉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像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上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一点,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布带子准备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战马“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和人家打起来。

  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骑兵团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队,刘春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

  大刘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就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的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军区保卫部的干事就是为调查这个事故而来的。

  刘春雷这个排长新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长、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对大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春雷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一二○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一二九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

  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有领导认为骑兵的消耗太大了,养不起。

  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账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四十八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是一个战士的八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供应四五个步兵团(步兵团的人多一些)。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的军心大乱。团领导没办法向下面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

  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传达下来。

  开春了,战士们还穿着去年“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一天,军区拿出一笔资金,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换装。这事情倒是出乎骑兵们的意料之外。

  刘春雷参加了军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满世界收购布匹,可是转了好些天也没有多少收获,真是愁死人!

  根据地的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当时,冀西和晋南山区不产棉,那些地方连纺车都没有,太行山部队的军服原先是由冀中根据地提供的,“五一大‘扫荡’”之后就要靠冀南军区来完成。冀南根据地的面积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物资本来就有限,再加上穿越封锁线运送布匹,十趟中能成功一两趟就不错了。等到把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完成,自己的布匹棉花也差不多掏空了。

  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都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漳河店是敌占区,老严是个什么背景也不清楚,可大刘他们这时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就去找他。

  漳河店,刘春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对方听了,这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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