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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冈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冈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画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像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号,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八路军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第十三章 受挫孙甘店

  接近根据地,道沟少了,炮楼少了,可战场的景象更加凄惨。经过日军“三光”掠夺的乡村,满目断壁残垣,处处见坟幡,户户闻哭声。路边上、墙头上贴着鬼子的布告,说这个司令被砍了头,又说那个司令投降叛变了……搞得战士们心里十分郁闷。

  在大“扫荡”期间,太岳、冀中、冀南、鲁西、豫东、豫北的抗日军队损失惨重。其实,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与一二九师骑兵团同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也被打散。高树勋司令长官带着新八军和六十九军残部逃过黄河,跑到后方去躲了起来。相对而言,逃跑的高树勋还算是好的,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在冈村宁次的面前选择了投降,从1942年到1943年,

  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

  淑……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国军部队了。

  八路军没地方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咬牙坚持和敌人苦斗。可是,眼看着先前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大家的心里都有些没底:这抗战到底还能打多久呀?

  有位好心的老乡劝刘春雷:“小伙子,你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

  “我不回去!鬼子杀了那么多人,这口气我忍不了!”

  “眼下这股鬼子太厉害,咱们打得过吗?”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旁边交通员插话说:“要不,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再接着干?”

  大刘气坏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人,老百姓不知道,你当交通员的还能不知道?不打鬼子,鬼子能走吗?再散布这种逃跑言论,就先崩了你!”

  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立即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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