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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23日凌晨4点,日军稻叶师团集中八十多门火炮,向防守南岸的张耀明军第二师阵地猛烈轰击,一小时后炮火延伸,日军开始强行徒涉渡河,守军顽强抵抗,鲜血染红了河水,日军第一次强渡失败。日军又向新墙镇和荣家湾之间的铁道正面重点攻击。

  这时,天空升起了两个红色的气球,这是日军在为自己的炮兵指示目标。果然,火炮铺天盖地打来,一层一层向前延伸。炮击之后,几十架飞机呼啸着轮番俯冲轰炸,同时,日军步兵主力进行强渡。新墙河一线的防御阵地,已经岌岌可危。

  下午,日军再次以炮火和飞机对第十二团阵地进行毁灭性的轰炸。几十分钟后,第十二团阵地工事全毁,守军大部分葬身其中,没被炸死的几百名官兵全部中毒,丧失了战斗能力。日军占领了阵地,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捅死。

  日军进入湖南境内以后,第一次渡过了新墙河。

  25日凌晨,日军到达汨罗江边。上午9点,日军开始试渡,马上发现汨罗江绝不像新墙河那么容易渡过,这里水深流急,江面宽阔,徒涉是不可能的。日军急忙调来船只,在空军掩护下渡江。下午两点钟,十几架日军飞机对新市方向的守军阵地狂轰滥炸。下午5点,日军攻占了汨罗江南岸的重要据点新市和归义。

  日军刚过汨罗江,白崇禧和陈诚来到战区,打听到薛岳在临时指挥所。他们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找到了薛岳。白崇禧说:“伯陵,我们给你带来了委员长的指示,辞修兄传达一下吧!”陈诚掏出蒋介石的手令交给薛岳,轻松地舒了口气。薛岳看完手令,竟是要他弃守长沙,便神情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九战区几十万大军驻在湘北,竟然不守长沙,这军令职责何在?我已下定决心,第九战区誓与湖南共存亡!誓与长沙共存亡!”

  白崇禧说:“难道你忘了南昌会战的教训吗?”

  提起南昌会战,薛岳的心头仿佛被戳了一刀,他几乎是冲口喊了起来:“这里绝不是南昌,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白崇禧勃然大怒:“不要感情用事,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砍了我的脑袋,长沙城我也绝不放弃!”薛岳似乎豁出去了。

  陈诚是名义上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便低声问薛岳:“守长沙你有把握吗?”

  薛岳想了想,干脆而肯定地说:“有把握!”

  听到这声回答,陈诚也陡增信心。他又问:“部队情况如何?”

  “除少数部队失去联系,绝大多数都在英勇作战,或有计划地调动转进。全军的杀敌热情很高,士气很旺啊。”

  听了薛岳这番话,陈诚转向火气已消的白崇禧,小声说:“是不是先尊重伯陵的意见,让他守长沙?我们马上报告委员长,请他重新裁决,如何?”白崇禧无奈地点点头。

  薛岳向陈诚和白崇禧投去感激的一瞥。接着,他命令张耀明军和李觉军各留两团兵力继续阻击日军南下,其余部队全部撤退到长沙附近及以北地区,准备在侧面阵地上打击日军。

  守军转移阵地后,最先与日军接火的是第五十二军。张耀明奉命指挥四个师在福临铺和上杉市一带设伏,侧击南侵的日军。

  26日晚,覃异之师开到福临铺,进入伏击阵地,准备在该地区迟滞日军四天的行程,掩护主力撤退。第二天中午,覃异之派出便衣侦察敌情,与稻叶师团先头部队遭遇,便衣队长牺牲。大约黄昏,稻叶师团大队人马到达福临铺附近。

  第三天清晨,日军步骑兵组成的搜索队向守军阵地逼近。待日军走近阵地,守军一阵猛烈扫射,日军顿时人仰马翻。约一个小时后,一个联队的日军步骑兵赶到,向覃异之师各阵地发动进攻。经过几小时激战,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覃异之为了保持部队的机动,下令全师于当晚撤退到上杉市一线。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杉市梁仲江第六十师的阵地。覃异之和梁仲江商定,由覃异之师阻挡从金井方向南进的日军,梁仲江师重整旗鼓,迂回反攻上杉市。

  30日上午,日军在捞刀河上架设浮桥,准备南进,过到桥中间,覃异之师与梁仲江师前后夹击,一阵猛烈扫射,日军伤亡惨重,在岸边停止不前。与此同时,李觉军在铁道沿线两侧阻击日军,经过激战,阻止了日军的步伐。

  稻叶师团连日征战,两遭伏击,这一天就损失七百多人。

  日军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指挥刀直指长沙城。但是,长沙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冈村宁次接到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方向退却集结,而日军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被切断。他这时才明白,他的对手薛岳并非抵挡不住日军进攻,而是想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张开了大口,要吞噬他的将士!

  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以来,冈村宁次第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万家岭的教训,使他不敢贸然派部队深入中国军队的阵营。他竭力克制着心中的千般惋惜、万般不甘,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10月1日,日军各攻击部队奉命撤退。同一天,薛岳接到了正式任命他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通知。

  不管冈村宁次是否承认他在长沙会战中的失败,有一件事实说明他与他的上司及下属在会战后都十分气恼。板垣征四郎下令杀害了在这次会战中被俘的一万六千多名中国军人和两万五千多名平民百姓。这个罪责应该由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和冈村宁次一起分担,更直接地说明了这几个人天性中的残暴。然而,冈村在战后受到蒋介石的百般庇护,甚至请他做顾问去打共产党,不知道薛岳看到曾经屠杀他部下的刽子手逃脱了惩罚,心中又是做何感想?当然这是后话。薛岳在接到任命通知时,却是满腔的春风得意。

  日本的裕仁天皇,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有许多证据支持的结论。在战后,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总司令部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美国方面的坚持下,没有追究他的责任。黄鹤逸的《东京大审判》,忠实地记载了那一段历史。

  裕仁天皇是侵华日军的精神支柱。在侵华的日军中,有以天皇命名的飞机在中国上空飞翔。天皇的亲戚,也参与了侵华战争。

  1939年1月31日,九架日军飞机轰炸王赞绪集团军某团驻地沙洋。驻军团长命令重机枪连对空齐射,一架日机中弹起火。这架飞机是日军的名机“天皇”号,机内的渡边广太郎大佐等六人跳伞,在汉水东岸降落,强夺民船,向汉口方向划去。当地驻军鸣枪示警,日军飞行员竟开枪还击,被全部击毙。缴获的军刀上,刻有“日本天皇恩赐”的字样。

  中国军队把“天皇”号作为战利品运到成都北郊的凤凰山机场。日军对此耿耿于怀,在一次空袭中派飞机在凤凰山机场降落,用汽油将“天皇”号焚毁。

  七个月后,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梁山一带休整。师指挥所设在梁山的前集,正是八百年前梁山泊众好汉聚义的地方。罗荣桓将周围各处地形看了一遍,慢条斯理地说:“在水泊梁山跟前,一面指挥打仗,一面看《水浒传》,倒蛮有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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