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90)_王纪卿

九〇

　　有一队国民党军警的放火队，大模大样地来到寿星街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大门口，照例往房屋上浇汽油，准备用火把点燃。屋子里跑出一名战士，身穿灰色棉军装，右胳臂上挂着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挡住国民党士兵的手，急切地说：

　　“这是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子，不能烧！”

　　“什么办事处不办事处，哪个机关的房子都得烧！”

　　“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正在里面办公，你们不能乱烧！”

　　“焚毁全城，这是上峰的命令，周副部长的房子也得烧！”

　　“上头谁的命令？周副部长怎么还不知道？”

　　“当然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没有他的命令，谁敢烧！”

　　手持火把的宪兵，点着了浇在屋檐和门上的汽油，火焰熊熊燃烧起来。当周恩来和叶剑英下楼时，大火已经把二楼吞没了。他们和办事处人员一起冲出侧门，走上街道。周恩来昂头四望，满目火海，夜风不断从湘江边吹来，火势越烧越大，一座座建筑物在火里倒塌，人群从燃烧的屋子里狂奔出来，逃难的人们拖儿带女，扛着箱子，抱着被子，你挤我撞，涌向前去。年老体弱的人走不动，挤不过，有的就倒在地上，后面涌来的人不由自主，从他们身上踩踏过去，呼救声和儿童的哭声，震撼着黑暗的大地！

　　周恩来等人从火海里冲出来不久，郭沫若带着政治部第三厅的先遣人员赶来了。两厢汇合在一起。郭沫若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恩来同志，你们受惊了！”

　　“我们没有什么，倒是长沙人民受惊受害了！有些人还在火海呢！”周恩来挂念着长沙的三十万市民，其中包括许多外地逃来的难民。他想马上返回长沙，看看长沙烧成了什么样子，探望大火中的长沙民众。叶剑英和郭沫若完全同意他的想法。于是，周恩来请郭沫若把第三厅的主要工作人员组成长沙工作队，迅速出发。他们带着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跳上了来时的那辆破卡车，向长沙疾驶而去。

　　周恩来等人赶回长沙，和张治中匆匆研究了灭火方案，就投入紧张的救火工作。

　　整个长沙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藩城堤喻家巷老三号的向娭毑，是一位孤寡老人，六十多岁年纪，又身染重病，多日粒米未进，四面袭来的热风灼得她走投无路。门已被大火封住，连窗户都向屋里涌进火头。她被灼烤得实在无法忍受，就爬进水缸，初时觉得好受一些，但没多久，熊熊烈火就把她烤得昏死过去，直到水缸中的冷水被煮沸。当人们从废墟中找到向娭毑时，这位老人已被活活地煮熟了，唯有一张恐怖的眼紧紧地张开着瞪向天空。

　　同一时间，一对母女也被煮熟在自家的水缸之中。

　　伤兵医院着火时，伤兵们在地上乱爬惨叫，抱住看护小姐不放手，几名女护士跟他们一起活活烧死，几位活着的护士头发都被烧光。被火灼烧的伤兵，发出哀厉的惨嚎。

　　这场“文夕大火”，把长沙烧毁十分之九，成了一片废墟，两万多人和五万多栋房屋被大火吞噬。弥漫在全城的焦煳气味，满目的破砖残瓦和败壁颓垣，使张治中无法日日面对，他觉得精神即将崩溃，请求蒋介石给他处分。

　　大火第二天，蒋介石从南岳来到长沙，外国侨民和外交使团人员纷纷询问：“日军未到，城先烧了，这是为什么？”蒋介石自知理亏，表示一定要严办失职人员。他要办个茶会向外国人道歉，手下却苦于买不到茶叶，因为商店都烧光了，只得到乡下去弄了些茶叶来。

　　蒋介石听完了人们的诉说，下令枪毙酆悌、徐昆和文重孚，对于张治中的处分，则是革职留用，办理善后。

　　关于国民党火烧长沙，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有这样一段追问：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可惜日本人开玩笑了，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滩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兵和老弱病残的市民，到底谁负责呢？

　　蒋介石草草处理了长沙大火的事件，又到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国民党军队的三百多名高级将领到会，中共方面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在会上，蒋介石重新划分全国战区，设立八个战区和两个敌后战区。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干部教导游击战。南岳训练班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担任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

　　南岳会议结束不久，12月21日，一架飞机诡秘地从昆明飞抵河内，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走下飞机。他带着陶希圣、傅斯年、周佛海等人出逃了。

　　汪精卫此行目的何在？是否得到了蒋介石的密令，在演一战一和的双簧？社会上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充斥街头巷尾。

　　此刻，蒋介石正在西安，忽然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来电，询问他是否预先知道汪精卫出走的事情。蒋介石复电否认，并说目前绝无与日本谈判和平的余地。

　　24日，蒋介石从西安飞回重庆，部署辟谣。当晚，他请端纳通知英美驻华大使，声明汪精卫绝对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还说，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并且正在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

　　29日，汪精卫的意图明朗了。他在香港的《南华日报》发表对日通和的“艳电”，向蒋介石建议与日本罢战言和，携手防共。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

　　二十天后，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一共开了十天。蒋介石在会上重新解释“抗战到底”，说这个“底”不是打到鸭绿江边，而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接着，他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成立专门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

　　中共中央1月24日发出《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重申坚持团结抗战方针，并指出磨擦现象最近更加厉害，不应任其发展，使国家民族陷于不利。

　　但是，在这一年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势力，遵照蒋介石的反共指令，向八路军、新四军挑衅和进攻，残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先后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陕西旬邑事件、平江惨案、张荫梧在冀南的反共磨擦、河南确山惨案、晋南“十二月事变”、陇东事件等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端和案件。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中共上来。但是，汪精卫叛国投敌，使蒋介石面子上非常难堪，心里笼罩着一团阴影。他决定动用蓝衣社特务组织，将戴笠手下的能人陈恭澍派到河内，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趁热打铁，干掉这个党内的老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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