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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蒋介石对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只是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他反复强调,中共不必同国民党合作,只要同他个人合作,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看出,蒋介石强调同他个人合作的用意,是不愿放弃个人独裁和领袖地位。他向蒋介石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污蔑。他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方法。”

  蒋介石立即说:“那就赶快回到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他有什么具体办法,他说没有,要中共商量。

  3月30日,周恩来带着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电码飞抵西安,4月初飞返延安。毛泽东等人到机场迎接。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在庐山再次和蒋介石会谈,提交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内容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可是,蒋介石推翻了他在杭州会谈中所做的承诺。他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纲领,提出由国共双方推出数量相等的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同盟会决定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他甚至提出,要请毛泽东和朱德“出洋”。他还提出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改编后的红军,由国民党政府派人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职,副职由边区选举。

  蒋介石的企图,是要把中共溶化在国民党内。周恩来严词拒绝,驳斥了他要朱德和毛泽东“出洋”的提议。会谈中,双方争执很久,经过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冲往返磋商,仍然无法解决双方的矛盾。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这次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7月7日,周恩来一行来到上海,准备再上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就在当晚,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揭开了帷幕。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13日,毛泽东在延安挥毫题志,发出誓言:“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同一天,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递送第一次声明,申诉日本人大规模侵略中国。

  14日前后,周恩来一行到达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蒋介石态度十分冷淡,在谈判中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谈判陷入僵局。

  16日至20日,国民党庐山谈话会举行第一期会谈,一百五十八名大学教授和地方县以上官员与会,讨论和战方针。何应钦发言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如果开战,七天之内必会亡国。孔祥熙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提出:“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

  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来到了庐山。他早年和汪精卫有过交往,谈话比较随便。一见到汪精卫,他就说:“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了。”汪精卫却很悠闲,给他讲了一通不能打仗的道理。李四光一听,就和他争辩起来。

  汪精卫说:“你是书呆子,懂什么?”

  李四光愤而告辞,临走时说:“看谁的看法对!”

  随后,李四光对一位朋友提起这次谈话,愤愤地说:“此人可杀。”

  李四光的话在后来应验,汪精卫后来果然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认贼作父,成为千古罪人。

  17日,蒋介石在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最后申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日,这篇讲话以《最后关头》为题发表,表达了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决心。

  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介石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周恩来一行随即飞往上海,后又回到延安,静观时变。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号召“立即召开国防会议”,共商抗战大计。

  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抗战方略分为七条:第一,战略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第二,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第三,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上的消耗战;第四,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中心,设立坚强工事,配置足够兵力,以钳制敌人;第五,一切阵地的编成,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应采取积极的动作,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第六,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第七,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使主力在运动中歼敌。

  这个提案,首次提出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一部分。

  21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英国大使许阁森,要求英法两国从中设法和缓中日之间的冲突。

  23日,毛泽东在延安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动员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争取广泛的外援,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25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约翰逊,提请美国注意它是《九国公约》发起国,在国际法和道义上都有制止日本的义务。

  30日,国民政府特使孔祥熙到达伦敦,和英国银行团签订两千万英镑的借款契约,还谈妥了购买三十六架英国飞机的协议。他还和比利时、法国签订借款协定,向法国订购三十六架轰炸机。

  8月1日,周恩来接到张冲来电,称:蒋介石密邀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国防会议。

  10日,周恩来一行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南京。这次南京之行的一个重要目的,仍然是商谈中国红军的改编。要改编的不仅有红军主力部队,还有湖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北、河南和安徽八省的游击队。

  12日,蒋介石派康泽会见周恩来,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不同意宣言中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要求提共赴国难。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但是,时局突变,蒋介石的态度跟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侵略者的炮火打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了真正的心腹之患,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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