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32)_王纪卿

三二

　　赵尚志听说第六军打下了老钱柜，这位黄埔出身的总司令，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学校办了没多久，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学员从这里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或团长。

　　1936年8月，第六军由原来的四个团扩编为七个团，同年9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秋天，抗联第六军开辟了依兰和桦川游击区。他们返回汤原根据地，积极筹备给养和服装，准备再次远征佛山，却在汤原西部的丁大干屯遭到日伪军伏击，夏云杰身受重伤。

　　那一天，太阳落山了，部队策马沿山间大道急驰。前头是尖兵少年连的李连长和两名战士，中间是夏云杰、刘铁石和吴副官，后面是少年连一百多人。尖兵过去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敌人没有开枪。等到三名领导人上山时，敌人枪响了，夏云杰从马上跌下，额上流着豆大的汗珠，脸色灰白，对刘铁石说：“老刘，赶快叫队伍往上冲，打退敌人，把我的尸首带回去，不能让敌人得去。”

　　战斗结束后，部队做了一副马抬担架，把夏云杰一气抬到古场沟山里的一间破房子里。夏云杰疼得冷汗直流，还对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出山，明天一早回去把战场打扫了，把牺牲的同志弄回来埋上。”

　　大家把夏云杰抬到密营，准备送他去苏联治疗。夏云杰说：“路途太远，又难走，我们又没那个本钱，还是先在山里治治吧。”

　　部队无医无药，夏云杰疼得难熬时，刘铁石就用大烟给他止痛。一个夜晚，夏云杰睡醒一小觉，高兴地对刘铁石说：“老刘，我梦见日本人被赶跑了，我俩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说着说着，泪水流满两颊，又说：“老刘哇，快把参谋长冯治纲找回来吧，研究研究这个队怎么办，我恐怕是不行了。”

　　11月26日，夏云杰永远离开了他亲手创立起来的队伍。

　　夏云杰牺牲后，戴鸿滨接任第六军军长。随后，将原来的七个团扩编为四个师。经过整顿后的第六军各师，战斗在松花江下游地区。

　　1937年5月，第六军主力部队远征海伦。汤原境内，只有参谋长冯志刚带着一百多人的留守团看家。就在这时，汤原中心县委接到一份情报：日寇要血洗汤原县，派来了十七名高级参事官。

　　冯治纲从县委回到留守团，告诉干部们：“县委决定，去打汤原县城！”

　　“打县城？就我们这一百多人，行吗？”干部们问道。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冯治纲说，“趁敌人刚到，我们突然袭击，捣乱马蜂窝。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一个顶一百个，何况我们的人数还不止几百！”

　　干部们糊涂了：“哪有那么多人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冯治纲开始给大家分派任务。天黑以后，各乡的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和农民自卫队都来了，大家才明白冯治纲的意思。各乡来的人，有的扛着土枪洋枪，有的拿着红缨枪，还有许多人手里提个煤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路有多宽，人有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汤原城外。内线把城门打开了，闪了几下红灯。队伍悄悄开进城，控制了大碉堡，缴了一个排伪军的枪，更夫们还在一声接一声吆喝“平安无事”。部队来到伪县府大院，分成两路，一路直扑日本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住处，另一路直奔日本守备队所住的东厢房。很快，县城里响起密集的枪声。当然，这枪声有多少是从铁桶里发出的鞭炮声，谁也说不清楚。

　　枪声响起，农民自卫队员和群众武装把日伪军牢牢地困在院子里，一边吆喝，一边放鞭炮，吓得他们不敢走出一步。

　　伪县府大院旁边住着三百多名伪军，抗联的内线让他们停止抵抗交了枪。东厢房里的四十二名日军还要顽抗，都被击毙。

　　冯治纲带着冲锋队，打死了新派来的七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和日本副县长。伪县长吓得冲着冯治纲直喊：“饶命！饶命！我没签字！”

　　“签什么字？”冯治纲不知道他说什么。

　　“血洗计划，我没签字。”

　　冯治纲拿起桌上的文件一看，果然是一份《血洗计划》。他三下两下把它撕碎了，冲着伪县长说：“这回再也不用你签字了。”

　　天快亮时，冯治纲的部队带着缴来的三门迫击炮、三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半麻袋手枪，唱着歌撤离了汤原城。

　　饶河反日游击队在1935年5月编为第四军的第四团，只有二百五十人，远离其他抗日武装，不免势单力孤。虽是孤军，也要作战。他们主动出击，打击日伪。

　　这年冬天，日伪对饶河一带进行声势浩大的“讨伐”，第四团灵活机动，与他们周旋，两个月下来，日伪没见到游击队的影子，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

　　第四团渐渐壮大起来，发展成了几个团，队伍扩编为第四军的第二师,兵力五百人。第二师领导头脑冷静，打仗不去硬碰硬。1936年春天，日伪集中三千多兵力向他们进攻，第二师采取的办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地区牵着日伪军到处跑，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和宝清一带，不断从外线打袭扰仗。

　　崔石泉是个有勇有谋的朝鲜族军人。早在1932年，他就带着金文享等六名好汉，仅凭一把手枪，成立了特务队，打得汉奸心惊胆颤。后来，他又组织了特务营和饶河反日游击队。

　　崔石泉深谙“攻心为上”的中国古代兵法，特别注意从心理上瓦解敌军。他一到同江，就通过各种渠道向伪军宣传抗日救国。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八名士兵，主动找到崔石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派了十二名战士过去，打死了日本教官和伪警察队长，领着二十多名伪警察带着武器过来投诚。

　　有一天，崔石泉带着一百五十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两倍的日伪军遭遇。力量对比悬殊，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和敌军动手，肯定要吃大亏。他传下令去，叫大家动手的同时还要动嘴。战士们边打边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简简单单两句话，作用可是不小。伪军听到了，慢慢就动摇，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干脆溜过来送子弹，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和日军指挥官的位置告诉了崔石泉。这场仗从上午9点打到下午6点，抗日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阵亡十六对五十的比分取胜。

　　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干得有声有色，把附近的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七团、第八团和第九团。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部分骨干，派到这三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和日伪军进行了十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四军第二师的积极活动，虎饶地区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抗日。到1936年秋天，建立第七军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2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成立，陈荣久任军长。

　　陈荣久上任不久，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部队的敌特和奸细，巩固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十分不幸的是，在1937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陈荣久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弹牺牲。崔石泉继任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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