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8)_王纪卿

八

　　川岛芳子虽然在学生时代就爱女扮男装，痴狂地投入骑马、击剑、柔道和射击等“男性运动”，并宣称自己“永远清算了女性”，但她从事间谍活动，仍然是依靠女性的魅力。与她同时代的歌星李香兰在自传中说，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自然也是情场高手，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军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

　　田中隆吉就是川岛芳子征服过的日本军人。现在，田中要她为日军侵略上海制造借口，刺探中国守军的情报。由于川岛芳子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又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加上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她为日本与中国各大城市的外国租界理顺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天忙得团团转。

　　川岛芳子得到田中的授意，来到上海江湾路的妙发寺，找到天崎启升等五名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安排他们前往马玉山路。这条路上有一家名叫三友实业社的毛巾厂，工人们反日情绪高涨，组成了工人义勇军。五名日本僧人在工厂门口观看义勇军操练，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主动挑衅，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事情发生后，日方宣称，有一名受伤的日本僧人在日本医院里死去了。第二天下午，六七千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第三天凌晨，田中隆吉指令日本宪兵军官，安排设在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袭击三友实业社。六十多名暴徒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悄悄来到三友总厂外面，用硫磺弹引发火球，焚烧厂房和工房。时值深秋，天气干燥，火势迅速蔓延，等到职工们发现火情去扑灭时，厂房一角和几栋工房已被烧毁，三十几台织机毁损于大火。

　　与此同时，埋伏在各个岗亭旁的日本人，见有巡捕准备向捕房报警，便开始行凶，砍死一名巡捕，砍伤两名。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又煽动一千多名日侨在上海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请愿，以僧人事件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派遣陆军和海军来上海“保护侨民”。会后，六百多个日本人手持武器向吴淞路、老靶子路和四川路游行示威，大喊挑衅的口号，殴打行人，捣毁几家商店，还阻止电车通行。当时的情形，中国人似曾相识。不久前，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护侨民”，手法完全一样。

　　三天后，川岛芳子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公馆，反过来诬告中国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英、法、俄、美等国在上海都有租界，日本人成功地将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

　　上海局势吃紧，一触即发。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日本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二十三艘军舰，四十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多人，武装日本侨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

　　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意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军所面对的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统率。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把第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第十九路军受到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不久，第十九路军被调到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全军三万多人，决心“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一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营房，彼此可以望见。官兵们故意让日军看见他们举行野外演习，要让日军知道，中国军队是不怕日本侵略军的。

　　但是，第十九路军的作战准备很不充分。他们连军饷都领不到，要备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广东人，年方四十，血气方刚。他自小景仰清末抗法英雄刘永福，在偶像指引下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一·二八”战争爆发前五天，他在军官会议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们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是安徽人，时年三十七岁，早年参加过蔡锷的讨袁护国军，北伐战争中是第四军的三虎将之一。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已感到失望，对不抵抗主义更为反感。蔡廷锴发言后，他接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的家乡就是林则徐销烟的虎门，他年轻时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的营长。在蒋介石组织对红军的前三次“围剿”中，他不愿攻打红军，称病不出。这位一心抗日的总指挥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第二天，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接着，他们在苏州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们一致表示拥护团结抗日，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占领了淞沪铁路上的天通庵车站，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鲛岛大佐指挥一千六百多名日军，由二十多辆装甲车引导，得到炮火支援，在闸北宝山路、青云路等多个路口，向第十九路军阵地进攻。守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依照总部密令，奋起反击。蒋介石派来为了接防并阻止抗战的宪兵第六团，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也奋起抵抗。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接到报告，星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战争打响半小时，枪声更加密集。第一五六旅官兵初次遭遇日军，愤怒地高喊：“狠狠地揍他们！绝不让敌人占便宜！”

　　日军装甲车突然停下，接着又猛冲过来。守军等待着日军接近，突然，手榴弹雨点一般向装甲车飞去，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烟尘四处飞腾。日军装甲车连忙掉头逃跑。守军的机枪怒吼起来，扫射日军步兵，刹那间，阵地前面倒下一排排日军尸体。第一五六旅的战报报道：“毙敌三百余人，伤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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