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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空军在国内散发传单:“醒来吧,国防!”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三菱飞机制作所为日军生产出了重型轰炸机,日军还建立起了用国产战车装备的机械化兵团。

  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第三飞行联队,派飞机到福井和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万张传单,标题是:《醒来吧,国防!》。传单通篇叫嚣要用武力解决“满州”问题,还附了一幅地图,注明日本在“满州”的特殊权益。

  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在长春市以北三十公里处的万宝山,李升薰等朝鲜人在这里租种中国的土地。一百多名朝鲜侨民破土垦荒,未经同意,越过地界,发掘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引起双方的纷争。这时候,只要朝鲜人停止挖掘,争端也就平息了。正当中国地方当局设法调解时,日本驻长春的领事派日本警察保护朝鲜侨民挖渠。当地农民忍无可忍,在7月1日平渠毁坝。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署主任中川义治赶到现场,同当地农民代表孙荣卿发生争辩。中川大怒,喝令日本警察将孙荣卿捆绑起来。周围的农民一拥而上,将孙荣卿抢回。日本警察鸣枪射击,打伤一人,逮捕十人。在他们保护下,朝鲜侨民继续挖渠筑坝,在11日完工灌田。

  日本借机在朝鲜煽动排华事件,诬称中国排挤朝鲜人。于是,在朝鲜的汉城、仁川和平壤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结果有一百一十四名中国侨民被杀,一百九十人受伤,近五万人被迫回国。

  日本方面继续扩大事态,抓住万宝山事件大做文章。日本政府居然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事件,军务局长在会上强调:必须向“满洲”和朝鲜增派军队。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从江西抚州“剿共”前线致电张学良,要他极力忍让。

  紧接着,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发生了一件间谍案。

  有一天,四个身着棉衣棉裤的农民模样的人,来到兴安区佘公府,被东北军屯垦军的第三团拦住检查,经过审讯,发现他们是由日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率领,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察,已经完成任务,准备经洮南回国。关玉衡团长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他们。大家认为,如果把他们押到沈阳,日本可能会反咬一口,招来许多麻烦,不如依照国际法,将他们处死。

  当晚,关玉衡命令副官赵衡带着十多名亲信,将中村一行四人秘密枪决,尸体火化,骨灰扬散。中村等人的行装,除了留作间谍罪证的笔记、地图、手枪和测图仪器等,其余全部烧毁。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这里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伪装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

  这年7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装到佘公府调查这件事。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九一八”,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

  1931年9月18日之所以沉重地载入了史册,因为它承载了日本关东军的阴险和蛮横,承载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达的不抵抗侵略的可耻指令,承载了东北军将士的含愤撤退和东北中国居民的悲惨遭遇。

  这一天,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掩盖之下。

  在这个许多人疏忽了戒备的夜晚,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大病初愈,不在军营,也不在东北,而是在关内的北平,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前门外中和剧场,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也不在军事岗位上,前一天回锦州家里为父亲治丧去了。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是暂住北平。至于总参谋长荣臻,也在前一天为父亲祝寿,大摆宴席,宾客盈门,仍然余兴未消。

  沈阳,这座驻扎着东北边防军总指挥部的城市,当日军潜伏在黑暗中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没有高级指挥官在这里坐镇。就连驻守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这一天也不在军营中。

  然而,设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部队整装待发,军锋所指,沈阳首当其冲。早在这一年4月,日军已将适应在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不久,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两门二百四十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被日军分解,装进貌似棺材的木箱,从旅顺秘密运送到沈阳的日军兵营。日本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

  沈阳在夜幕下沉睡着,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实施酝酿了将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地点,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约三华里,是个林木丛生、沼泽密布的荒凉村落,名叫柳条湖。一队日本兵悄悄开到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线。深夜10点20分,轰然一声巨响,他们炸毁了一段长一点五米的路轨。日军设计得天衣无缝,铁路炸断了,却并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快速的列车只倾歪一下就过去了。随后,日军开始贼喊捉贼,指控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

  疏忽警备的中国军人中,有个人还是清醒的。日军炸断铁路之前,东北军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正在营内巡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将要出事的预感。一年来,日本关东军屡次在东北制造事端,驻扎沈阳的日军,甚至将沈阳城门和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当作攻击目标进行演习。王以哲和他多次将这些情况密报张学良,但少帅每次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都是“不抵抗”三个字。军官们为了贯彻上峰的指示,收缴了士兵们的枪械,统一锁在库房。大敌当前,边防军却先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赵镇藩心里怎么会塌实?

  晚上9点钟,全营熄灯,赵镇藩躺下了,又爬起来。他睡不着,就去检查岗哨。这时,他听到南满铁路方向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什么响声?”他问身边的官兵。

  没有人知道。

  不一会儿,他听到营区北面传来枪声,越来越激烈,夹杂着日本兵的大呼小叫。值班连长向他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参谋长,日本人!正向我们攻击,怎么办?”

  赵镇藩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的预感灵验了!这时,他反而镇静下来,立刻发布命令:“把枪发给弟兄们,进工事还击!”

  值班连长应声而去。这时,从日军设在南满车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开始一发发落地爆炸。北大营里,被枪声惊醒的七千名官兵都跑到院子里来,炮弹的爆炸使他们极度恐慌,营内乱成一团。

  赵镇藩回到旅部,让人接通了荣臻的电话。

  “参座,”赵镇藩向荣臻报告,“日军突然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一发发炮弹落在营院里,怎么办?”

  “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荣臻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惶。

  “我已命令弟兄们进工事抵抗。”

  荣臻不置可否。他不敢自作主张,放下电话,令人给北平的张学良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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