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32)_马立国

三二

　　从全国看，自1935年12月中央组成日本留学生内阁以后，对日实行谨慎外交，也不希望华北动荡影响全局。中日两国上下普遍认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在所难免，只是早一天晚一天之争。蒋介石估计中日开战可能在1938年夏天。而日本也有人估计：可能在1940年。蒋介石虽然是日本留学生，也算日本通吧！可是日本国在1935年前后遇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日本日薄西山，一蹶不振。经济发展规律是波浪式的，由高峰到低谷，又由低谷到高峰。日本人也在准备，也在调控经济，甚至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国人并不能接受蒋介石的拖延时间的观点，如李宗仁、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元老们，大都抱着对日决一死战观点。而青年军官们又普遍是速胜论者，尤其是二十九军的青年军人。可惜，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不时兴“下克上”，讲究一切行动听指挥。几次冲突事件的模式都是：

　　日本军人挑起事件——冲突——中国方面赔礼道歉，惩罚肇事者。

　　窝囊之气，愤懑之火，早已郁积于胸。摩擦事件不断产生。日本人自5月在华北增兵以后，经常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名为演习，实为挑衅。日军蛮横、恶劣的行径已使中国人忍无可忍，何况驻防于此的年轻军人？鉴此形势没有更好的办法，以演习对抗也算一策，常常是日方演习，中国军队在其两侧也以演习对抗，当时人们谑称：“烧饼夹肉。”可惜，这也只是精神上演习演习，为中国人争争面子，而实际上没有多大作用，在以后的实战中即已证明。

　　日方军部对华北的兵力部置、装备使用等都进行过充分的估计。尤其是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对华北的军事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本军部多次分析研究，才确认田代司令官率8400人的精锐日军可以对付二十九军的10万大军，至于兵力部署，何时何地演习，演习项目等，都经过精密计划。比如，日军为什么一个劲儿在丰台叫劲儿，道理何在！日军为何在长安街进行巷战演习？而中国人注意点却在“日方踏坏民房”，“履带将东长安街的路面压得凹凸不平”，“小姑娘被日本坦克轧成肉泥”。为此而义愤填膺。实则对日军准备侵占北平时的巷战并不太重视，战事发生后，方才顿悟，而那时更没有认真研究的时间了！

　　中国军人称“烧饼夹肉”为对抗演习，虽然有部分对抗的意思，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被动演习”。实已被日本人牵着鼻子。但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会称之为“争气”。

　　华北当局就是在这种危机之下，在战斗力的部署、国防工事构筑、战略物资的准备等，也都是马马虎虎，甚至毫无准备。尤其对日方的意图和动向，更是若明若暗。日本军部曾考虑过以5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华北，华北当局甚至中央政府都毫无察觉。自1935年7月二十九军进平津，兵力粗定以后，再没根据形势需要和发展，做进一步的调动和部署。对佟麟阁、张克侠和参谋长张维藩提出的两种方案的研究讨论，也不了了之，即使没有通过“以攻为守”方案，也没落实沧洲——保定防线方案。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财力物力人力都已是以往难比，高级将领买房买地花天酒地现象陡增，有点像李自成进了北京。而战略物资准备，却极不充分。在这样大的前题之下，那种对抗式的演习不过是应景文章，带着一定的象征性。

　　现在有的史学家、回忆录家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着二十九军的大演习：国耻演习，固安大演习等等。

　　我想说：面子是没有价值的。面子是什么？“面”是脸的意思，“子”该是儿子，洋人说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释为“只顾外一层，不管实际内容。”也有人解释为“虚荣第一，实质第二。”看来洋人还是懂了这意思。

　　日本在华北增兵，华北驻屯军的升格，按日本人说，它还有另一种意义，即：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成为平等规格，以扼制关东军再干预华北问题。

　　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日本帝国的社会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结构上的不同，又有观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议会制，近似英国式的民主体制，但是，日本天皇有最后决定权，大事不决，可在御前会议上由天皇“圣断”。天皇并不主持日常事务。国家政策方针一般由内阁制定和决定，而日本的内阁又非常软弱，动不动就是总辞职。倒不是因为天皇权力太大，而是军人制约内阁，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内轻，驻外的关东军、朝鲜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台湾驻屯军四大常备兵团，虽然直属日本陆军部领导，而大有鞭长莫及感觉，这些驻屯军往往各行其是，对陆军部阳奉阴违，好像接近猎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气味者愈难控制自己的食欲。所以人们说日本的政治是“下克上”、“外重内轻”。

　　话说回来，日本在华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确实起到了扼制关东军的作用，关东军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关东军，尤其是关东军的少壮军人们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间，内蒙古五大贵族发起自治运动。1934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并答应给所需要行政费，实际却分文没给，内蒙古方面很不满。

　　另一方面，关东军建立“满洲国”以来，为了西边国境的安泰，有计划地利用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内蒙古运动的头领之一，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左旗旗长德王（政务厅长，相当于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财政支援，为了和宋哲元、傅作义对抗，便开始投靠关东军。

　　1935年德王在乌珠穆沁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等会见，获得了关东军的支持，但是，其条件是必须与李守信合作。李是在关东军的扶植下，在1932年当上“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兼军事长官的。

　　1936年，华北军增兵和升格以后，田中参谋为了与华北驻屯军争雄，拟定了宏大的《西北施策要领》，并说服关东军首脑，4月末，田中参谋成功地在察哈尔省德化建立起“内蒙古军政府”，并让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

　　田中参谋为加强内蒙古军政府，首先需要确保财源。德化一带的鸦片质量差，栽培所需劳力不足，主要依靠来自冀东走私的财政援助。可是后来，国民政府责令华北当局打击走私，内蒙古军政府的财源断绝。为打开局面，田中参谋与德王一致决定，将以平地泉为中心，盛产杂粮，比较富庶的绥东四旗，从傅作义的绥远省夺过来。

　　但是，为夺取平地泉地区，单靠德王、李守信率领的内蒙古军办不到，兵力、武器、弹药根本不够。于是又勉强组成了匪贼头领王英部队（骑兵3000人，炮兵200人，山炮3门）与原属孙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队（约3000人），以及察哈尔特别保安队3000人，日本人称三支谋略部队。号称4万人。

　　8月中旬，田中从张家口的刘汝明师长的眼皮底下，用火车、卡车为上述部队运送武器弹药，甚至在北平到处收买日本浪人和强拉民伕参加内蒙古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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