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19)_马立国

一九

　　示威团分五大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学院领导，第三队由北京大学领导，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导，第五队由燕京大学领导。集合地点为前门外天桥。传单上只涉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运动自由，未对政府攻击。学生出校即遭军警拦截，学生冲出，到南长街口，警察又持水龙向学生喷射，为学生所夺，放水反射，警察四散而逃。

　　大队至天桥集合后，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吁请抗日。呼口号散传单，市民给予同情支持，争送茶水等。队伍游行至前门大街，遇二十九军武装巡逻队，拦路不许前进，领队向前交涉，二十九军军官回答：“你们是对的，但我们匀奉上级命令，不得不拦。”相持5个小时，学生队伍遂分两路，一向宣武门西行，一向前门北行。西行队伍至宣武门始知门闭不得入，清华女学生陆璀爬入城门，欲扭门锁开城，为军警所执，第二天即释放。清华、燕京收队先归，其他学校同学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风侵逼，学生终日挨饥忍冻，晚9时后始拟收队，分往东北大学及东城各学校投宿。军警乘黑夜之中，皮带、刀背交下，学生多有受伤。事后检查，重伤者75人，轻伤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踪者25人。

　　两次学运正面史实虽仅如此，但其波涛动荡至为壮阔。天津（12月18日）、南京（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广州（12月12日）、济南（12月16日）、长沙（12月18日）、武汉（12月17日），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响应，游行罢课请愿，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平津学生，讨伐殷汝耕。一个月间风潮扩至35个城市，游行示威次数多达65次。是最为普遍的一次鼓动宣传运动。

　　“一二·九”学生游行之时，土肥原贤二伪作群众挤在人群中观看，第二天即在《满洲日报》上发表言论，称“此次运动是受国民党和共产党鼓动的。”土肥原的言论也许是他的猜测，或是有意这样解释！国民党鼓动自己的国民反对自己，似是不通。说是共产党鼓动领导则是真的。高桥坦武官于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操纵学潮，要求驱逐蒋、胡离开北平，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会接受。学联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队及排班，再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1月8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人，但宣传成绩不佳。民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约定1月10日会于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列宁路线。1936年1月人数为300人，9月发展到1200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志士，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运动”的前十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同心抗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再度发表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对华北学运备致钦敬，并请工农兵学不问信仰与否，一律共同参加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恰与军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对付学生成为鲜明对照。青年心理，何去何从自可明了。日本逼取自治，原想防中国赤化，今日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深入华北，全民抗战思想深入人心。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国民政府之下。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

　　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府已在风雨飘摇。

　　此次“一二·九运动”牵引世局，至为重大。14年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

　　……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

　　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将军下令驻守在奉天（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国人都无法理解。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烛之武退秦师，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不畏生死的爱国志士嘛，现在怎么没有！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宋哲元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曾参加“一二·一六运动”的一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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