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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在行动组织方面,边防第九大队采用小组作战的方式,即一个特种小组由五个人组成,而不是采用以色列按每10人为一个班的建制。边防第九大队第一任教官克劳斯?布莱特在解释这一做法时说:“我们的培训目标是建立能自给自足的特种小组,而不是单个特种兵。每个小组的力量是平均的,而且能随时互换,而单兵则不会取得这样好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边防第九大队并无前例可言,即便是美国,可类比的部队过去也是以单兵的原则组建。

  边防第九大队与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有所不同,它实际上是特种警察部队,在组织上隶属内务部,归内务部长指挥。目前,边防第九大队由司令部、四个突击部队和一个专家技术组组成,编制为200人,而目前实际拥有队员300人。大约每30人为一个战斗组,全队可分为6至10个战斗组。他们驻扎在波恩附近桑克?奥古丁的一栋现代化的大楼里。起初GSG-9有三个打击分队,并配有其他后勤支持小组,包括总部、通讯、情报、工程、武器、研究、训练、供应、及装备维修组。1983年GSG-9再增加多一支打击分队,共四支打击分队。每支打击分队由42人组成,并分为指挥部和五个5~8人组成的小队。各小队可在任务部署时,按此编制增减。

  理论课教室的墙上一直贴着这样两句口号“为争取行动自由而奋斗”和“只有简便才能取得成功”。学员们经常喊这两个口号,这是边防第九大队员的基本品格。因此,该组织不允许其成员炫耀自已是德国联邦警察中的明星,发现谁有这种想法就会被立即开除出队。这也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边防第九大队的所有成员都不能暴露身份。

  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携带多种特种装备,如:微光夜视镜、特制手溜弹、微型手枪、催泪弹、微型高灵敏度无线电报话机、特种攀登装备、强光型鹰眼探照灯,以及可穿透厚30厘米的高级防弹玻璃的高爆子弹等。队员的制式装置主要是德国HK公司生产的MP系列9毫米冲锋枪,和每支价值3 000马克的毛瑟66型精确步枪。所携枪支皆配有消音器。队员每人都有标有自己名字的专用武器。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的队员平时穿黑色制服。根据不同的任务,选穿防弹背心、防火服、弹簧靴,戴四角防弹帽以代替贝雷帽。但在某些行动中,有时穿的则是和空降部队相同的迷彩装。

  虽然这支部队的人员,均可从联邦边防警察部队的现役人员中直接招募,而最初的武器配备却没有如此便利条件。当时联邦德国所有武器库里的枪械,竟然没有一件适合这支特种部队使用的,因此人们不得不将边防第九大队武器的采购转向市场,寻求最佳的产品,同时与工业界通力合作以研制专用武器装备。以手枪为例,由于英国安全部队在与“爱尔兰共和军”的交火中,手枪经常发生卡壳现象。有鉴于此,边防第九大队首选了稳定性较好且故障率较低的“史密斯和文森”型手枪。几年后,厂家根据部队的要求又研制出“赫克尔与科赫”P7型手枪,这种操作简便的射击武器后来成为边防第九大队手枪家族的利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边防第九大队又引进了奥地利科劳克公司的17型枪,存弹17发,威力极为强大。

  由于边防第九大队的任务范围广泛,从一开始便把营救在海外的德国公民包括在其行动范围之内。因此,边防第九大队必须采用功率极强的通讯器材。在这种情况下,博世、电信通讯及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无线通信设备组合便成为当时最佳的解决方案。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

  在对敌情研究方面,边防第九大队也时刻牢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的真理。边防第九大队非常重视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研究,且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像卡洛斯·马里希海勒的恐怖理论手册、乌尔雷克·曼霍夫的文章、“赤军”的小册子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文章等都是其收集的对象。这种广泛的调查研究,目的在于认清敌人的强处与弱点,以便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使边防第九大队保持优势。这不仅涉及战术领域,同样也涉及到装备采购。与此同时,边防第九大队还系统收集和分析了一些重大恐怖袭击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并为联邦德国领空上的所有飞机建立了一个资料库,配有各架飞机的精确图纸。

  这支部队除了在国内的行动获得充分授权外,也具备国际特警的外交豁免权,以保护德国在国外人员及资产的安全。根据分工,边防军第九反恐怖大队主要对付好战的犯罪集团,各州的特种大队主要负责监视、缉捕或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对付单个的作案者。因此,边防第九反恐怖大队通常在发生严重的绑架、谋杀、劫持人质、暴力骚扰事件,保护国宾以及联邦政府首脑和政治家时才动用。派遣出击的命令由内政部长通过“热线”发出。

  三、摩加迪沙行动

  1977年,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在德国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4月7日期,联邦总律师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及其司机被暗杀。7月30日,德累斯顿银行总裁于尔根·庞托也成为牺牲品。9月5日,“赤军”再次劫持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勒耶尔,并杀死了他的司机和四名警卫。西德民众因此人心惶惶,联邦政府发誓要全力打击恐怖主义。边防第九大队终于可以出手了。

  除了魏格奈尔,恐怕再没有人能够描述这惊心动魄的1977年秋天了。

  “9月5日,随着施勒耶尔在科隆遭到劫持的消息,命令立刻传来,要求迅速将边防第九大队派往科隆。我一直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但内政部长魏尔纳?曼霍夫固执己见,我们不得不依命行事。三个特种小组挤在科隆警察局的院子里原地待命,我独自走进指挥中心,发现那里一片混乱。联邦内政部长和北威州内政部长正吵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人顾得上向我们交待什么。我向联邦内政部长建议:将边防第九大队人员撤回驻地。反正从驻地到这里只需一刻钟时间,而且,在驻地待命对准备工作及形势判断更加有利。部长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们很快采取了搜捕行动,科隆的一切可疑地点都是我们搜索的对象。每天我都要前往哥德斯堡的联邦刑事警察局指挥中心,那里聚集了所有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而边防第九大队人员,则在哈格拉尔驻地长期处于战备状态,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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