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90)_张洪涛

九〇

　　12日深夜中国守军的那场毫无组织的大溃退之后，许多无法渡江而滞留南京城市的部队，一看突围无望，便纷纷丢下武器换上便衣，跑进了安全区避难。

　　可是，成千上万的军人仓惶之中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的便衣？埋藏武器就更顾不上了。因此，失魂落魄的中国官兵们只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也不管是男装还是女装了。

　　一时，安全区涌入了大批穿得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青壮年，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化了装的军人。他们的枪械虽然埋藏起来了，可是其余军用品，像随身携带的军毯、军装、绑腿和公文箱等一时来不及埋藏，只好随手丢弃。因此，在难民区的四周，一堆一堆放着这类军用品。国际委员会雇人埋的埋，烧的烧。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13日抢先入城的谷寿夫的部队首先发现了，紧接着，在鼓楼安全区附近的首都最高法院里搜出了满满一屋子的枪支。从金陵大学也搜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下，日军可找到借口了，立即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不承认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据理力争，但是，最后他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一队队耀武扬威杀气腾腾的日本兵冲进安全区，红十字旗帜在血红的太阳旗下在半空中无力地摇曳。

　　美国人乔治·费区担任国际委员会的副总干事。这位生在苏州的美国博士有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费吴生。会讲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州话。眼看着日军闯进安全区，将躲进收容所的几千名中国兵抓走了，他后悔极了。

　　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他的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4个子女有3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14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15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1300多人。戴着帽子的，都一顶顶抓下来扔在地上，每一个人的手臂上都缚着绳子，100人排成一行，押向黑漆漆的刑场。

　　16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期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100多个妇女被劫走并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50名警察也被害了。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1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响着机枪扫射的声音！

　　17日，到处是抢劫、屠杀和强奸。这天，“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0人，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强奸了37次!”

　　外侨们也遭到了损害。1个排的日军进入北平路，1名日本军官拿出地图看了一看，命令士兵包围飘着两面米字旗的英国领事馆。朝天打了四五枪后，冲进去的日军在屋里乱翻了一通！美国大使馆的4个看门人被日军用手枪打死了！意大利领事馆被日本兵抢走了1辆汽车和3个妇女，德国领事馆遭到洗劫！

　　暴行越演越烈。3天后，22名外国人联名抗议。雷伯带着14个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他的应允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大胖子雷伯气愤了。公理和正义受到了亵渎与践踏！侵占和屠杀对他的刺激太深了！12月13日那天，正是他的西门子洋行创始人恩斯特·西门子诞生的日子。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见到了比《圣经》中的犹大还要狠毒的兽性的肆虐！他要为人类呼唤人道，申张正义。

　　雷伯悄悄地在难民中找到了血气方刚的大个子袁存荣，对他说：

　　“你是中国人，我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

　　“什么事?”袁存荣十分敬重这个为人正直的德国老头。

　　“古平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

　　“好，我去！”袁存荣毫无惧色地回答。

　　袁存荣穿着一件大褂，悄悄来到位于公园当中的仓库，按照雷伯教的办法，先用褂子兜上一兜硝磺，再用这些硝磺在地下撒一条直通仓库的长线。两个仓库中，一个库是子弹，另一个库是硝磺。袁存荣在长线的这一头一点火，人还没站起来，仓库就轰地一声炸了。子弹在烈火中噼噼叭叭地炸响，两个仓库全报销了。

　　安全区的情景，是难以描述的。

　　南京市西北角这片学校、使馆、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原是石头城中环境最幽美的地区，可现在，几十万难民潮水般地涌进了这片狭窄地带，每一幢楼房，每一间房屋都挤满了惊慌逃命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不认识的，都心慌意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提着大件小件的日常用品，汇集到这片土地上来。一间普通的房间内住了2、30个人，只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躺下来。即使挤得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还是容纳不下因战争造成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难民。

　　于是，走廊上、院子里、马路边、树林中，一切没有房子的地方，全搭起了像防地震那样的芦苇棚子，似乎进入这片插有白布红十字旗帜的土地，就像从地狱进入了天堂。至少，宝贵的生命就有了保障。可以想象，在风雪严寒的冰冻季节里，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维护秩序，还要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困难像10万大山！因为，管理这一切的只是20几个教书的、经商的、传教的和看病的外国人。何况，自来水和电灯都停了，吃的米、喝的水、烧的煤都极少极少。而最难最怕的，是防备和阻止毫无人性的日军进入安全区，对可怜的难民实施的侮辱、掠夺、强奸和屠杀！

　　宁海路5号这座园林住宅的大厅中，彻夜亮着煤油灯。安全区的委员梅奇、雷伯、汉森、史密斯、希尔兹、李格斯、史波林等几个外国人轮流巡视，还日夜有人值班，负责接待难民的申诉和解决困难，记录日军暴行。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些正义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名字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27名外国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魏特琳與紅十字會施粥處工作人員合影(左第一人為魏特琳)

　　这是正义与和平的奖赏。在他们蓝天一样纯净的眼球中，闪烁着慈善与友爱的光，蓝眼睛的梅奇牧师得知外交部里有1000多个中国伤兵，他冒着枪弹，手举着一面红十字旗赶去了，人道的旗帜保护了1000多人的生命。月黑风紧，梅奇牧师又举着红十字旗帜，把30多个国民党军的医官和伤兵梢悄地送上船。他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军人握手：“等你们胜利的那一天，我还在这里迎接你们！”

　　友好的西方人和受难的东方人站在一起。一位曾在安全区躲避过的军官向人们介绍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日本兵将抓来的300多个中国人押到一块空地上，正准备开枪扫射时，一位黄头发的外国人赶来阻止。日军不听，黄头发据理力争：“即使是中国兵，已经解除了武装，按国际法规定，俘虏是不能杀的！”日本兵不听，举枪就打。这位外国人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机枪的枪口前，这位不知名的外国人救了27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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