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53)_张洪涛

五三

　　从蒋介石自身统治来说，他自然希望红军能像中国各地的军阀一样，在其远交近攻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土崩瓦解。但多年追剿的结果，红军未灭，日本人却乘机一步步闯入中国的后院。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中国内战的状况能持续下去，中国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因而屡屡逼迫南京国民政府与他们签定共同防共条约。

　　东京和日本天皇最怕的就是中国国内重新结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中国全国抗战的局面。蒋介石也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因而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在蒋介石对日本人产生了切肤的痛恨后，他自然想到了要与中共和红军携起手来。此外，蒋介石生性私心极重，他不可能眼看着自己的军队与日本军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厮杀而仍由中共和红军在陕北坐山观虎斗，他要把红军拉上战车。

　　事实上，早在1935年冬天，蒋介石就曾有过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意思。当年11月，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蒋介石第一次抛出了“最后关头”的观点，决定了“牺牲”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抗日）”。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但这时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意思是以“收编”红军的方法，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这对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共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但蒋介石并未死心，他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转请斯大林出面，劝说红军承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同时派出要员赴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主要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谈判问题进行了接洽。

　　毛泽东对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自然是支持的。

　　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衔陕北中央之命，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国民党谈判负来人陈立夫派曾养甫、谌小岑与中共代表进行了初步谈判。

　　只可惜当时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对中共和红军的“围剿”已近功成，因而在谈判中一步不让。

　　当中共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即坚持称国民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党军队就是抗日联军；当中共代表提出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未回答提案，却反过来要求中共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区活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

　　毫无诚意的谈判只能带来毫无成果的结尾，国共双方第一次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失败了，但这次尝试，毕竟打开了对话的大门。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会上，蒋介石再次向全国作了“最后关头”和“最低限度”的解释。

　　与过去相比，蒋介石抵抗态度更明确，措辞更激烈。蒋介石的这种进步，几乎立即得到了陕北的欢迎。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适时调整了我党的方针，将过去的“反蒋抗日”的提法换之以“逼蒋抗日”。对刚刚结束长征一年、处境并不乐观的中共来说，这种战略的转变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在抗日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刻，这种提法无疑赢得了民心，也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

　　西安事变，使国共对话迈上了新台阶，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带着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被放回了南京。

　　1937年早春，几条接踵而来的捎息掠过冰雪覆盖的中国大地，撩得人心沸腾，中国任人欺凌的沉沉死气的局面大为改观，人们都在猜测着中国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前召开。会议商计的核心问题是今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将采取的政策。

　　远在陕北的中共为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计，适时地为南京的五届三中全会送去了一份“厚礼”。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

　　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在献出五项国策的同时，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让步，首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以表明我党的诚意，（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这一电报的发表，几乎立即得到国民党内外广泛的赞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冯玉祥等知名人物踊跃发言，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响应和拥护共产党的五项政策。

　　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虽对中共仍有攻击诽谤之言辞，但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放弃武力“围剿”的国策，采取“和平统一”的政治解决办法。从根本上看，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先机的话，那么国民党三中全会则是中共摆脱内战危机、走上抗日战场的关键。

　　从这一天起，中共再无须顾虑蒋介石穷凶极恶的斩尽杀绝，无须再为国民党军的大兵压境而忧心重重，中共完全可以扔掉负担，走上全面抗日的战场。渡尽劫波，中共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阳春3月，古城西安已送走了冬日的严寒，灞桥垂柳吐出了青翠。整个城市也像是刚刚告别了冬日的死寂，重又透出勃勃生机，忙碌热闹开来。这时节，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谈判人员又南下来到这里，参加国共合作具体事宜的谈判。

　　由于国共合作基调已在南京定下，所以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国民党谈判代表也并未提大多过分要求，相反，两党在不少问题上却取得了大体相近或基本一致的意见。第一轮谈判相当顺利。

　　3月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波于南京，杭州、庐山等地，开始与国民党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苏区等主要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

　　但在核心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国民党以统一为名，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和苏区。

　　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数年“围剿”所没能实现的企图，对此，中共当然给予拒绝。

　　会谈在僵持中拖了下来，直拖到“七·七”卢沟桥事变。

　　8月13日，淞沪大战又在上海全面爆发。中国国民党军的精锐几乎悉数投入上海及华北战场。全国抗日呼声此时达到高潮，蒋介石情知此时再无与日本人言和的丝毫余地。

　　为早日把红军送上抗日战场，8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刻开往战场。

　　接到命令后，陕北各地红军摘掉红星，换上了过去被视之为敌军象征的青天白日星徽，昂然开入晋北战场。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