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46)_张洪涛

四六

　　从总体上说，蒋介石对自己手下庞大的军队是既寄予厚望，又深感难以倚重，尤其还有一种难以意会的内部因素。

　　中国广阔的幅员和交通不便，长期来造成了各地军阀的武装割据，中国对外宣称早已统一，但中国军队离统一还相去甚远。

　　当时，蒋介石要想调两广或四川的军队，不知要费多大的劲，还未必能办成。

　　因此，在中国近200万的庞大军队中，从北伐起跟随蒋和被战败而改编为中央军的30个师以及大量的军阀部队，蒋介石调动、使用均感困难。这些部队难调、难用且不说，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强否也成疑问。当时，这些受制于某一军阀的私人部队有自己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带领，并有完全不同于中央军的独立的军需制度，而且编制也不统一，光一般的师就有甲、乙、丙三种师之别。更令蒋介石沮丧的是，这些部队的装备太差，武器装备千差万别。

　　当时一般说来，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部队装备较好，旁系军队既得不到蒋介石从国外购买的精良武器，又无力自行筹款从国外购买武器，所以装备极劣。当然地方军阀中也有富户，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云南龙云、冀察宋哲元等都能自筹款项购买武器装备自己的部队，因而这些军队也有一定战斗力。张学良的东北军依靠东北财富，不仅从国外购买武器，而且在沈阳有巨大的兵工厂可自造武器装备自己，因而张学良虽离开了东北军，但其装备还是比较优越的，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这支军队军官素质差，导致全军战斗力大打折扣。

　　这就是蒋介石早早就打定主意要改编军队的原因。

　　眼见部队远非日本人的对手，蒋介石便把心思都放在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上。中国抗战是本土作战，漫长的防线也许能弥补军力的不足。长城这个古老而悠久的杰作，太容易唤起他这种灵感了。从1934年起，他便为早晚要到来的抗战作起了筹划。至1937年，大规模构筑的国防工事便波及全国。

　　在中国的两大动脉平汉及陇海路沿线，以石家在、保定、新乡为前进据点，洛阳、开封、徐州、海州为主要防御地带，筑起了一系列坚固的阵地。

　　贯通京沪要地的长江流域，自吴淞要塞溯江而上、军委会下令广筑防御工事，配备重点为汉口、岳州间及上海、南京间，着重点在上海、南京陆地正面。从乍浦经苏州至福山，设置数道阵地。在上海附近和南京外围，也构筑了数道坚固阵地。

　　浙江、福建沿海，要塞已连接成线，以防止日军登陆。

　　山东半岛及胶济沿线，北起潍河口，沿渤海海岸，经烟台、威海、青岛至石臼所也筑有防御阵地。

　　山西及绥远、察哈尔方面，历来受日军骚扰不断，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由中央及晋绥出资合筑了以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为第一道防线的防御阵地以迟滞敌人前进；乎型关、雁门关、偏关一线为第二道防线，依恒山山脉构筑坚固的永久工事。太原周围为第三道防线，在正大沿线及娘子关等地也筑有阵地。

　　华东、华南沿海及长江、珠江沿岸的旧式要塞，依据1932年淞沪抗战的经验，加以改建和扩建。不知为什么，蒋介石特别重视长江沿岸要塞的改建，使其效力一时大增。

　　应该说，蒋介石为对付日本人，抗击日军的侵略，多少做了些准备工作。但由于几年来蒋介石更关心的是对中共、红军的“围剿”及各地军阀的收纳，其努力远远不够。而贫弱的中国金钱原已有限，再经此一番折腾，用于军队现代化的便所剩无几。当抗战这一天真正来临时，中国对日战争的准备远未周备。

　　中国的战争之剑是沉重的，而且尚未打炼完毕，放出寒光。

　　但日本人不给蒋介石时间，在日本人一步紧过一步的逼压下，在中国怒潮般的抗日呼声中，蒋介石和他的南京中央政府已无法从容锻铸这平倭之剑。在紧张和激动中，他决心冲上战场，在战争中完成过去未及完成的准备，他更想让日本人的热血使手中的战剑放出寒光。

　　剑总是要见血的。

　　血铸的战剑最为锋利，最令人胆寒。

　　7月20日，蒋介石走下了庐山，当天便飞赴南京，当天便召集在京军政要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全面对日抗战事宜。

　　蒋介石数年隐忍，一朝奋起，抗战之步似乎晚了些。

　　但迈出抗战这关键的一步，一切对他来说都还不算晚。

　　6.平津大血战：不应有的伤亡代价

　　“七·七”事变，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伎俩看得还比较透，因而在军事上作了一些紧急调配。

　　早在7月9日，便密令孙连仲将军指挥的第26路军两个师开往保定集中，继而再进至琉璃河；第40军庞炳勋部1师开赴石家庄，进驻沧县，归宋哲元节制；又调第53军万福麟部3个师附第91师前往保定集中，向固安、永清、雄县布防，第84师高桂滋部调至大同、怀来。

　　蒋介石的部署欲使晋察绥与中原连成首尾相应的防御整体。

　　为协同指挥，在石家庄设立行营，任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并与山西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相联系，要求他们相机配合。

　　战略调动看上去有板有眼，左右逢源，但蒋介石多年来对军队的统治和其政策的跳跃性突变还是使他的计划最终落了空。

　　一方面，蒋介石身在庐山，却不知南京政府内主战、主和者争吵不休、莫衷一是，国民政府军事机构所采取的军事战略指导是应战“折冲”，这就使增援平津的部队都停留在保定以南的冀中、冀南地区，仿佛在坐待日军选择进攻平津的日期。

　　明着说有这种原因，未便明说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派之间的隔阂可谓根深蒂固，非嫡系部队生伯被借机消灭，各军互相猜忌，观望不动，丧失了良机。

　　对于中央军北上，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都在心里直犯嘀咕：“未知中央此次对日作战，对各个军，是否整个或分割加入战斗序列，抑将乘机分别他调？”

　　哲元对此更是心存戒虑，对归他节制的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只允许到达保定，再向北就说死也不让进，宋哲元大难临头，仍在惦记着自己在华北的私利，他这一举，使增援部队与29军相距甚远，根本无法呼应和协调作战。

　　而日军以谈判为名，利用宋哲元的一度动摇以及和蒋介石的矛盾，使缓兵之计得逞。

　　到7月16日，日军已完成了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即使此时，宋哲元仍处于战和不定的摇摆状态中。

　　7月18日，宋哲元偕张自忠第一次拜访香月，回来后乐观地对手下人说：“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宋哲元原想摸香月的底，但却被香月给愚弄了。香月见对平律的攻击准备尚未完成，因而对宋哲元客气了几句。宋哲元一高兴，不但认为和平解决有望，而且透出了自己的底牌。这时，日军入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之众，兵力超过10万，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

　　18日，日军在丰台设立了最高司令部，由香月清司指挥。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后，便大举进攻宛平，炮轰长辛店，狂炸廊坊。

　　19日，香月发表所谓“声明”，称20日午后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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