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17)_张洪涛

一七

　　以社会捐款充军饷，这大概在哪国军队中也闻所未闻。但身知自己处境的19路军用钱太急，总不能让官兵们近一年里得不到一个大子儿，他们中许多人是要养活战乱中的家小的。蒋光鼐、蔡廷锴琢磨再三，最后只能让军政部“宰”这一刀。但百余万余款他们决不相让，坚持用作伤残官兵和阵亡将士生活、抚恤之用。

　　大概军政部的人也觉得与那些血洒疆场的亡灵争这笔钱心中有愧，只能答应了19路军的要求。

　　蒋、蔡二将军保住了这笔浸透着鲜血和爱心的捐款，但他们心里却在流泪、流血。战场上，他们是硬汉子，他们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威武和仇恨。但退到后方，他们却时常想落泪，尤其是想起昔日朝夕相处而今却不知魂系何方的弟兄，想起那些身为官兵父母官的统帅。

　　大丈夫宁流血不流泪，但世事不恭却让他们寒透了心，有时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

　　1932年5月5日，在英国公使兰普逊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在上海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不再前进；日本军队撤退至战前原驻地。

　　《淞沪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依此条约，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

　　上海，世界闻名的东方名城，却随着条约签署，实际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1932年5月6日，蒋介石以19路军“违令”抗日为由，下令1个师调江西，一个师调武汉，一个师调安徽，19路军总部暂留南京。显然，蒋介石欲肢解这支在上海建立了殊功的部队。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的坚决抵制和全国人民对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声援，蒋介石吃掉19路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又过数日，蒋介石下令，19路军全军即刻调赴闽南，参加“剿共”……

　　5月28日，苏州体育场。即将开拔的19路军官兵、原第5军部分官兵及全国各界人士共4万多人，在悲壮的气氛中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掉会。会场人山人海、花圈如林，却静得只能听到人们轻轻的抽泣声。

　　大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但走出体育场的人们仍是一步一回头。

　　淞沪会战平静后，为减轻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显示出对抗战的热心，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先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在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28位阵亡于淞沪抗战中烈士的遗骸。其中，19路军70具，第5军和宪兵团58具。128位烈士忠骸将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记住“一·二八”这值得纪念的一天。

　　10. 黑土地上的民族魂

　　1933年4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了沈阳，开始对“九·一八”事变及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现状进行调查。该调查团结束调查后将向国联提交调查报告，这对东北未来的公断影响极大，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东京外务省和日本关东军都对调查团一行格外关注，东京方面为此派出数人陪调查团作全程旅行。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此刻显得有些坐卧不宁。在这之前，东京已传出消息，军部有意调本庄繁返回东京，据说天皇背后也插手此事。本庄繁不知东京河水深浅，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何种结局。在东京事情没着落前，他很怕这次国联的调查出点儿纰漏，捅出些麻烦来，那对日本、对关东军、对他自己都太不利了。

　　对“满洲”，本庄繁已感到厌倦了。“九·一八”事变，他尝到了征服的快感，也着实风光过一阵子。但半年过去了，他开始为当初的征服、风光偿还代价。自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后，“满洲”各地一度曾摇摆不定的众多东北军像是突然醒来，争相成立各种义勇军、救国军，四处出击分散各地的日军。更令本庄担心的是，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不但掩护这些流动不定的抗日军，甚至大批加入到这些部队中去。一系列现象使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苗头，再这样下去，这一股股抗日势力将会蔓延为一场漫天大火，必须尽早扑灭。拿定主意，他指示作战课，暂缓对热河、察绥方面的行动计划，先设法剿灭中国东北的抗日势头。

　　但几个月了，一切成效甚微。4月1日，江桥抗战的中国英雄马占山逃脱日军的控制，再举抗日大旗。4月18日，马占山、丁超等联合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日军，并于28日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关东军进击海伦的通道。

　　与此同时，沈阳四周的义勇军甚至农民也开始大规模袭击日军。真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弄得本庄繁手忙脚乱。为渡过眼前的危机，本庄繁指示各部：凡国联调查团将去之地，提前进剿，严加戒备，同时禁止东北的任何中国人接近调查团。

　　就在本庄繁竭力布置和平假象的同时，一封电文传到了国联调查团。发出此电的是就任“满洲国”黑省省长兼警备司令仅月余的马占山。江桥抗战后，孤立无援的马占山眼见山穷水尽，为保住尚存的数千抗日力量，虚意接受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劝告，降日受职。上任仅1个月的马占山此刻突然反正，并向国联揭露日本成立“满洲国”的阴谋，无疑在国联调查团中引起轰动。

　　马占山总是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他的这一招又给了本庄司令一记重拳。

　　但真正对义勇军印象深刻的，还是国联调查团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均。顾维均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赴国联前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靠着这种特殊的地位，他有机会多次面见蒋介石，但从蒋那里，他看到的是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冷漠，初时，他也曾认为义勇军不过是些山贼草寇。但随国联调查团到北平后，从张学良那里扭转了一些印象。张学良虽奉中央命没有抵抗，但暗地里支持义勇军。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接济义勇军枪炮弹药、军费粮饷，甚至在北平还成立了后援会等若干支前组织。这引起了顾维均的好奇和关注。

　　来到东北后，顾维均这才发现义勇军在东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一名旅馆侍役偷偷地流着泪对他说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要去参加义勇军。”

　　“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均严肃地问道。

　　“不知道，但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顾维均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

　　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它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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