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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以色列的突击队甚至在埃及沿海频频登陆,搬走了埃及最先进的T-62坦克和P-12雷达。 从1970年元旦到4月 18日共4个半月时间,以色列空军一共出动了3300架次,在埃及领土上投下了8000吨炸弹,埃及付出了重大代价,消耗战的损失足以使埃及修上两座阿斯旺水坝。最后,消耗战不得不停顿下来。1970年7月底,埃以双方签署了停火协定,同意在苏伊士前线停火。

  战争暂时停止了,但和平并没有实现,蒙在埃及人民身上的耻辱也没有消除。停火只是为下一轮军事冲突作准备。埃及军队一直处于全面动员状态,大批军队长年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在沙漠中进行演练。诚如萨达特总统所说,官兵们一直在“用沙子充饥”。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已经服役5年以上,其中不少人是埃及各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专业知识荒废,在社会上寻找较好工作的机会也丧失了,心中愤愤不平。官兵们强烈要求投入战斗,为“六天”战争的失败洗刷耻辱。

  不战不和的局面给埃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在长期军事对峙的情况下,埃及的工农业生产陷于停顿,电力和原材料供应脱节,许多工厂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苏伊士运河被迫关闭,旅游业也很不景气,埃及两项重要的外汇收入丧失。

  在生产下降、收入减少的同时,军费开支却急剧上升。据统计,1965年埃及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到1970年财政年度,已上升到13%。1968年~1973年,埃及在备战方面的开支达80亿~90亿美元。

  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埃及人民的情绪非常激动。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军人对政府迟迟不宣布对以色列作战而不满,影响了埃及的政局稳定。1972年1月下旬,开罗爆发了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开罗大学、艾因·沙姆斯大学和爱资哈尔大学的一部分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迅速动员,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开罗大学的一些学生占领了《金字塔报》的办公室,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埃及政府下令逮捕了300名示威者。

  同年10月,一名青年军官率领七辆装甲车开到市中心的侯赛因清真寺,慷慨陈词,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对以色列展开“圣战”。1972年发生的这两起政治事件突出地表明埃及人民对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已经忍无可忍,促使埃及政府决心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萨达特总统说:“我理解这种不满情绪。时间过了六年,我们驻在运河的士兵以及我们的学生都要求采取行动。”

  埃及在内政上陷于僵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的努力也未能取得进展。“六天”战争的失败,使埃及在东西方世界丢尽了脸。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空前孤立,埃及的外交努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冷遇。萨达特继任总统后,曾大力推动埃美关系的发展,埃美关系有所松动。1971年1月,埃及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促使中东问题和平解决。埃及表示,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有所改变,它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可得到改善。

  1971年,萨达特总统在国民议会提出了一项和平倡议,但遭到以色列的拒绝,美国的反应也很冷淡。1973年2月,萨达特总统的安全事务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为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努力。伊斯梅尔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了萨达特总统的亲笔信。信中指出:中东地区的形势已经恶化到要爆炸的程度,作为以色列的唯一盟国,美国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取得一个全面公正的解决”。但尼克松却表示,美国能强迫以色列所做的事是“极为有限的”,并声称,“在可以想象到的任何解决方案中,埃及都不能达到它的最高要求,对此不应存有任何幻想”。在随后的会谈中,基辛格不但竭力替以色列开脱,而且要埃及拿定主意作出让步,来换取以色列从西奈的撤军,这种让步应包括政治和领土两个方面。他告诉伊斯梅尔,美国很遗憾不能帮助埃及,因为埃及是战败者,而以色列是胜利者。作为“六天”战争中的失败者,埃及理应作出更大的让步。

  萨达特这才意识到,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是不现实的。美国所作的一切只是“逼我们一再让步,而对以色列却一无所求”,个中原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埃及“决不会打仗”,以色列人也认为他们不可能遭到突然袭击。“西方认为我们是残兵败将”,“全世界在中东危机问题上都睡着了”。只有采取激烈的行动,才能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和外交上的僵局,埃及人由于战败而失去的自信。自尊和荣誉感才会恢复。也只有通过战争,埃及才能让以色列人明白,继续占领埃及的土地就必须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从而迫使以色列人坐下来同埃及和谈,中东的政治格局才会为之一新。萨达特这种心理,以色列人是说什么也不会懂的。

  后来,基辛格说,没有人想到,包括他本人在内,萨达特为了在中东制造一场深刻的危机,不惜发动一场可能无法取胜的战争。没有这场战争,阿以之间要坐下来进行认真的谈判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以色列认为自己的军事力量至高无上,埃及则一直蒙受耻辱而不能自拔”。可惜,当时并没有人理解这一点。1973年3月底,萨达特在接见美国《新闻周刊》编辑阿诺·德博什格拉夫时说:“如果我们不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就不会有进展……我的一切努力所导致的都是要我们作更多让步的压力……我打开的每一扇门——随着美国人的祝福,都‘砰’的一声当着我的面关上了。”德博什格拉夫问道:“从你的讲话中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相信只有重开战争才是唯一的出路,对吧?”萨达特斩钉截铁地说:“你说得很对。我国的一兵一卒。一草一木,都在为现已不可避免的重新开战而认真动员起来。”他强调说:他为了和平已经“想尽千方百计”,既然以色列人不愿和平,美国也不愿为之付出努力,“那么战争就是结束一切梦魔的梦后——而每个人都将是失败者。”德博什格拉夫把这个消息带到了耶路撒冷,可是,他在那里遭到了以色列人的冷遇,以色列人根本不把他的警告放在心上。

  1972年10月24日,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开会,萨达特在会上阐述了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战略思想。他说:“如果我们能在西奈拿下10厘米的土地,并能站住脚跟不撤退,那么我们就能改变东西方的态度,改变一切,特别是1967年失败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耻辱。渡河到西奈并在那里坚守将使我们恢复自信心。”据此,埃及武装部队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步,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以色列苦心经营的巴列夫防线,控制运河东岸15公里~20公里地区;第二步,攻占3个山口一线,保障运河以东前进阵地的安全,然后视情况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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