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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在这次会议上,周保中还曾经提出要求苏方帮助抗联建立起与关内重庆、延安、昆明等地的无线电联系,苏方代表说没问题,但日后这事却不了了之。

  第一次伯力会议结束后,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分别回到东北,传达落实会议决议。而在此之前,周保中和冯仲云代表吉东、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为了使国内各界群众了解东北抗日战争形势,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馆主笔,并请其转全国各报刊登的公开信。信中说:

  “东北抗日联军,日寇视为肘腋与心腹之患。战局愈紧迫,则愈加对我军以压迫。民国27年秋冬,颇有相当损折,南北交通联络一时断绝,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响应。自去年春夏以来,北满方面,力图整理巩固,基础已更渐坚实,抗日游击斗争,又有新的开展。惟敌寇每每利用冰天雪地,陷我于弹尽粮绝之苦境。加以人民受穷桎凶恶之刑限制,使军民抗日之步调时受其妨碍。惟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可以具实告慰于我中央暨全国内地同胞者,我东北人民皆有誓死不甘做亡国奴之心……所以一再恳求于我中央暨内地人民同胞者,应将我东北抗日联军命令编列全国统一系统军制范围,而加以人力物力之资助。”

  很明显,周保中他们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中央”指的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但是,遗憾的是在整个14年抗战中,他们从关内得到的全部资助仅有区区5000元!这便是国民党对在东北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的支持。

  §53 白山不老

  1939年秋,在对松花江下游在抗日游击区进行了严重破坏之后,日本人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1路军。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长期的策划制定了“东边道肃正计划”,成立了以关东军第669部队长野副昌德少将为首的“联合讨伐”司令部,集中了日,伪军及警察、宪兵、特务共7500多人对伪间岛省、通化省全部,伪吉林省的舒兰、蛟河、敦化、桦甸、磐石和伪牡丹江省的宁安地区进行“日满军警合为一体”的大规模进攻。

  针对此次敌人大“讨伐”的严重形势,杨靖宇、魏拯民等第1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在10月1日至5日于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第1路军领导人会议。此次会议决定: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保存我军实力,避免遭到歼灭性打击,第1路军各部应化整为零,编成多股小部队,进行分散活动。会后,第1路军各部便按照这一决定分散进行了长白山区的蒙江、抚松、金川、辉南、桦甸、敦化、和龙、临江、辑安等地与敌进行周旋转战。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记载:仅在1939年的下半年,抗联第1路军与敌人战斗共276次,其中有167次是他们主动袭击敌人。在这276次交战中,属于总司令部的有49次,属于第1方面军的有23次,属于2方面军的有41次,属于第3方面军的有55次。

  第1路军分散开了,敌人怎么办?曾经以我们中国人为师的日本人深谙中国古代兵法中那条“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因此,他们在这次来势汹汹的“大讨伐”中的一个重点目标就是捕杀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杨靖宇将军。

  今天,当我们翻开当年伪通化省的1940年治安整肃计划时,就可以发现,他们成立了4支“专对杨靖宇的部队”:

  “甲、富森工作队。富森工作队是专门从事捕杀杨靖宇匪首的,富森警备科长以全面的指挥,督励统辖程、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

  “乙、程斌挺进队。程斌工作队全面地继承富森工作队各种工作,并更为加强与扩大实施该特别工作,且与唐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地保持密切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以实施特别工作。

  “丙、唐(振东)挺进队。唐挺进队与程挺进队及地方工作班经常保持不离的关系,和他们呼应合作,实施特别工作。

  “丁、地方工作班。地方工作班经常地和两挺进队进行呼应合作从事归顺工作,破坏工作及其他等。”

  除了上述“工作班”、“挺进队”外,还有一个“崔胃峰挺进队”也是专门用来对付杨靖宇的。

  为了抓住杨靖宇,这些“工作班”和“挺进队”个个都使出了自己看家的本事。他们先是按区域在飞机的配合下,采取“陆空呼应”、“踩踏战法”进行联合“围剿”,继而则是破区域界限,只要一发现杨靖宇的部队,便穷追不舍,以所谓“狗蝇子战术”将死死叮住,越区追赶。与此同时,他们还一改过去那种对我被俘人员一律处死的作法,而是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宣抚”,招降纳叛,以图动摇瓦解抗联队伍。

  敌人的这些损招不久就变成了杨靖宇他们的困境。日后,幸存下来的抗联老战士们每当讲起这段生活都有说不完的话:

  “1939年冬天,我们的队伍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我们决定分三路突围。正在这时,朴成哲(时任第1路军总司令部机枪连指导员,后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同志的爱人正要临产。她拚着最后一点力气,跑到树林里把孩子生了下来。她脱下自己的棉衣,把孩子包好,放到一棵大树底下,马上离开了。可是凶残的日寇追上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新生儿,用刺刀把孩子挑死了。朴成哲的爱人转到山下一个村子里,被群众藏到谷草垛里。敌人进村后没有找到她,到处搜查。当敌人用刺刀捅谷草垛时,把她的腹部刺伤了,但她咬紧牙关,不吭一声,最后野蛮的敌人把谷草垛点着,她抱着被烧死的决心,就是不出来。当敌人走后,群众把她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困境中,杨靖宇的伟大人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王伟圣(当年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经理)回忆说:

  “杨靖宇率抗联战士在蒙江一带牵制日军一两万人,当时每天都有敌人飞机擦着树梢侦察轰炸,撒传单诱降。几乎天天和敌人打仗。这时抗联的生活极其艰苦,一次我去找徐哲(时任第1路军总部军医处长,后为朝鲜人民军大将)同志建议说,目前敌人这么多,围剿又这么紧,是否叫大队长(杨担任过游击队大队长,在当时同志们都这么叫他)抽出二十几个同志暂时离开这里,隐蔽起来。徐哲把我的话转给杨司令后,结果叫杨司令把王好一顿批评。他说:叫我离开这里,这是动摇;在这个时候这里我走能行吗?离开这里就是逃跑。我们要战斗在一起。”

  黄生发(杨靖宇的警卫员,解放后曾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回忆说:

  “杨靖宇将军在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化,和战士们一样过着清苦的生活。当时,由于敌人追踪很紧,封锁很严,杨靖宇同志经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没有粮食吃,他和战士一样吃树皮、草根。有一天杨靖宇同志对周围的几个战士说:今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你们去牵几匹马来,要注意,牵马屁股上有烙字的,这是敌人的马,千万不要牵老百姓的马。战士们当天夜里就牵了几匹带字的马,杀了吃马肉。由于长时间吃马肉,不少战士拉肚子。杨靖宇同志也发高烧。事务长老龚同志,打扫一下面袋子,烙了两张小饼,让我送去。杨靖宇同志便问:这是哪里来的?我见瞒不过去,就如实说了。杨靖宇又问:战士们都有吗?我说:“就剩下这么点面了,照顾一下你的身体。”杨靖宇同志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在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大家,好好照顾同志们,他们行军打仗,流血负伤,太辛苦了。我不能和他们吃两样饭。说完就让我把饼送给伤员,伤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吃。最后,杨靖宇同志用小刀把饼切成条,放到锅里煮上,让同志们都能吃上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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