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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到那里后,听说我没吃饭,妹妹赶紧点火做饭,我和小内弟到另一个院去休息。不一会就听到‘叭叭’几声枪响。原来是一辆日军的送款马车经过这里,有六七个日军在后押车。站岗的小战士没经验,一见他们慌了神,冲着马车打了两枪。枪一响,日军如临大敌,滚下马车,把机枪支在上院外的猪圈上,冲着院子开了火。

  “我和小内弟赶紧贴着墙根往回跑,这时两个日本兵已到了大门口,幸亏大门没上底闸,我就地一滚便进了院。跟在后面的小内弟翻身上了院墙,刚一上去就被击中了,‘啊’的一声掉到了墙外。院内大内弟已倒在血泊中。院里院外打得十分激烈。后来多亏义勇军从另一个大院支援我们,几个日本兵因腹背受敌才逃跑了。

  “为了我一顿饭,使三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心中悲痛、悔恨,更对日本鬼子刻骨铭心的仇恨。

  “到游击队后,夏云杰派我担任了军需官……”

  §28 智斗顽敌

  张传福带着太平川自卫团投奔游击队的消息一传出,敌伪又惊又怒,并派出大兵对其进行大讨伐。他们从佳木斯调来好几百名日军和两个团的伪军,在太平川到格节河金矿摆开了10公里长的阵势,想一举将汤旺河畔的这把火给扑灭。

  敌人来势汹汹,但夏云杰可不是那种只知拚命的莽汉,他不和敌人硬拚,而是把队伍拉到山里去,等敌人追进山后,再找有利地形打他们。这样一来,敌人不但没有消灭游击队,反而倒死了不少人,最后只得收兵回营去了。

  没打着游击队,怪谁?

  日本人对和他们一起行动的伪军说:皇军是大大的能干的,是你们能耐的没有!你们也配拿枪吗?

  日本人不光是这样说,而且说着说着还真的把一部分伪军的枪给缴了。这一下把那些本来就对日本人有些反感的伪军给弄火了,就连伪军的旅部也告诉下面要准备防止和反抗日本人再来缴他们的枪。有一排伪军还杀死了日本指导官和翻译官,公开进行了哗变。这时,游击队则抓住这个机会发动群众,去缴伪军的枪,一时间搞得敌人草木皆兵。而他们自己也在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打敌人、缴武器。其中在下江一带广为流传的“四扮日本指导官”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堪称“黄金搭挡”的朝鲜族战士徐光海和裴敬天。

  徐光海老练、勇敢,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也像日本人,当然就是“日本指导官”了;而裴敬天不但会说汉话,而且也会讲日语,自然就是翻译官的角了。这两个人第一次出场亮相的时间是在1934年秋天,地点是在汤原县龙区,任务是按照夏云杰的指示去除掉一个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日军大佐”徐光海知道王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道:

  “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看病的,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八嘎呀路!”徐光海对“日本兵”说,“代一嘎路(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的有联系。这不,前几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那就把他带出去死了死了的有吧!”

  第二次扮日本指导官是在1935年正月十四那天。地点是在桦川县的火龙沟和依兰县的舒木河。那天火龙沟的大地主姜海泉正在组织大秧歌队准备欢迎一支日本守备队的到来。没想到却先迎来了徐光海他们。徐光海他们在大街上等看热闹的群众来得不少了以后,便露出了真面目,在向群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工作后,便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仍然以日本指导官的身份来到了舒木河不费吹灰之力就缴了那里自卫团的枪。

  第三次装扮日本指导官是在1935年8月,顺利地缴了太平川反动地主耿子修、乔玉柱家的枪。而在此后没几天,他们就又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这第四次出演的出发地是一块苞米地。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外,还有20多个“警察”跟在后边。

  何木林一听皇军来了,急忙来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的“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房。何家有钱有势,家里的几个儿子也都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等人一时也不好下手。这时,正好何家的三个儿子回来了,他们身上都带着匣枪。一见上屋有“日本人”,便到下屋去了。但当他们出来时却没带枪。戴鸿滨估计那肯定是一支没领枪照的枪,便到下屋找出那支枪,把它交给了“日本指导官”,还一边使眼色一边说:“太君,他家窝藏枪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等到何木林把家里的40多支枪都拿出来后,“警察署长”戴鸿滨对“日本翻译官”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巴嗄呀路!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然后又冲着吓得抖的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心,不予治罪了,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吓得赶紧让他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40多支枪,送“皇军”走了……

  夏云杰对贯彻“中央指示信”精神十分得力,自从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和汤原一带的各支抗日部队关系弄得非常好,经常和他们一起战斗。在这些反日队伍中就有一支是由格节河金矿矿警队改编的“文武队”,队头名叫冯治纲。这支队伍曾经和游击队一起联合采取过多次行动。经过夏云杰的不断教育和启发,冯治纲对党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就主动提出要参加游击队。1935年9月,他终于如愿以偿,他的“文武队”成了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第2中队。

  1935年12月,赵尚志的三军李延禄的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他们会师了。赵尚志来了以后,根据夏云杰的建议,利用一次喝酒的机会成功地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个伪军连长,使他带领全连把武器交了出来。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批武器(两挺轻机枪,百余支步枪)全交给了夏云杰。这样,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更强了,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革命军第6军的条件也就成熟了。1936年1月,以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篯代理任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如下成立宣言:

  全东北工农劳苦群众及各反日义勇军士兵学生们:

  万恶的日本强盗占领我们东北四省已经有4年多血腥的惨史,在这4年多的残酷的黑幕里,日本帝国主义一贯的执行其殖民政策,轰炸了不知多少城市,烧毁了不知多少农村,屠杀了不知多少劳苦群众,掠夺了不知多少土地财产,强奸了不知多少妇女,整日炮火连天,杀声震耳,日本强盗用尽了杀人的武器无时不在向我们全东北民众轰炸与扫射着,这就是说:我们全东北民众日日都有掉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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