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8)_全勇

八

　　“中央来信中把东北的反日武装分成以下4种：第一种是“纯由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地主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士兵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全为着自己的利益，才实行抗日战争，然而他们却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

　　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政治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的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领导之下，他们对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未能找到正确的彻底的真正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

　　第四种游击队，即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纲领中彻底的反帝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步的发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做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其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政治影响不断地增加，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据此，中共满洲省委在决议中写道：“虽然我们的游击队没有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然而假使能运用正确的策略，如像中央所指示的分别对待各种游击队的下层统一战线以及某些游击队的上层统一战线，并且某些游击队能与之进行反帝联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条件：（1）坚决反日；（2）不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能予民众以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等自由）；（3）不反对共产党，准许共产党以绝对活动的自由。我们的赤色游击队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进行反日的战斗，保证我们的党在里面绝对的领导，便利我们赤色游击队顺利地向前发展，争得赤色游击队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任何游击队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央指示信给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指导思想上带来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所具有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对此，魏维凡（1932年7月—1933年10月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

　　后来回忆说：

　　“‘中央来信’的精神，主要是肯定了东北的特点，规定了反日反伪满的统一战线方针，决定在东北不搞红军、苏维埃，而是建立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这个指示，为我们指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较之北方会议的决议，显然是比较合乎东北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工作的转变以必要的依据，也给东北的同志以兴奋。其深远影响，成为以后党在东北建立起来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军的政治基础。”

　　中央来信指示无疑为中共满洲省委及全体党员指出了一条走出认识上和运动中的误区之路！

　　但是，笔者在这里使用虚拟语气给我们的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中央不向东北发出这封指示信或者这封信指示到不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的手里，或满洲省委领导认为其是假的而拒之不执行，那东北反日斗争又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如果你感到无法回答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当你看到魏维凡的下述回忆后可能会有些新的想法，“中央指示信”仍然存在很多重大的问题，因此给以后东北党在领导革命运动中以不良影响：

　　“首先，‘中央指示信’没有指出东北党过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而只是根据东北的一些情况，提出一些必要的转变。没有提出反对北方会议后在东北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就不可能肃清‘左’倾冒险主义行动。因而我们在东北依然以大城市为进攻中心，依然以组织对日罢工为主要任务。省委领导机关依旧摆在强大敌人统治的城市之一哈尔滨，所有工作人员，既没有固定职业，又没有合法身份作掩护，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在城市工作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机会进行合法斗争。而我们老是满足于贴标语、散传单的工作方式。满洲省委编印的‘满洲红旗’经常到处散发。呼海铁路沿线，常常动员全线同志和赤色群众，一夜晚把我们省委的标语、传单都贴出去，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只是暴露党的力量，给群众以赤色恐怖（一个时期，因为我们那样办，敌人经常命令停车，搜查每个乘客，老百姓因此不敢坐呼海路的火车）之感！也充分表现我们‘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愚蠢和幼稚得很！

　　“第二，‘指示信’指出了反日反满统一战线，我们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可以和各方面的抗日武装订立攻守同盟，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对东北的各个抗日阶级、阶层，没有规定争取团结的政策，对瓦解敌人，特别是对伪满军政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没有提。就满洲省委所有负责同志当时讲，都没有能力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抗日武装队伍，只能提出与之订立攻守同盟，再也找不出任何政策依据。我们面对着伪满洲国各级军政人员的动摇、不满，谁也不敢设想争取他们……”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满洲省委的领导们真的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吗？到底是什么使他们丧失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呢？

　　读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在那几十年后某些人提出的“两个凡是”及那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指导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说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但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革命导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解放自己的思想能解放全人类吗？

　　笔者深信那些长眠于黑土地上的先烈们及他们幸存下来的战友们对这一点的感触会比我们深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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