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征战实录(1)_全勇

一

　　§1　风起磐石

　　位于吉海铁路沿线上的磐石，是较早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之一。1930年8月，中共磐石县委成立；一年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成立。磐石也是日伪重点加强统治的地区，1932年2月，日本人在这个朝鲜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策划成立了一个“朝鲜人民会”（亦称保民会），还在那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警察分署。

　　日本人的这些侵略行径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强烈反抗。仅在1932年一年内，就发生了3次大规模的反日锄奸运动。关于这三次运动，1937年11月在上海出版的《东北抗日游击实录》中记载着一位目击者的如下述说：

　　“辽宁磐石县二区吉昌子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不了亡国奴的气，都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1932年就先后爆发了3次大的抗日斗争。第一次是吉昌子北郭家店3月7日反日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当日群众包围当地警察署，要求他们出来抗日，走狗王署长不但不应允群众要求，反而向磐石街调兵来弹压，群众坚持甚久始散。第2次是4月初旬。日本走狗曾逮捕东北岔反日群众数名，并想继续向吉昌子捕人。吉昌子北部一带的群众得到了消息，就立即动员了600多人，准备了辣椒面子、剪子等，等走狗们带同被捕人到吉昌子北二三里地方，群众就开始行动，把辣椒面子扬到走狗眼睛上，用剪子把被捕人的绑绳剪断，走狗一看事情不好，就穿上兔子鞋，撒腿拚命跑了。

　　群众立刻追上去，一直追了40多里，走狗好容易跑到三道岗，遇到一个大院套烧锅（白酒制造厂），就像老鼠一般钻进院藏起来。群众进不去就把烧锅包围起来，烧锅附近的老百姓都援助追赶走狗的群众，给群众杀猪吃。双方对峙到夜里，走狗由磐石街调来骑兵才退回来。第3次群众斗争是5月间，在磐石北二区蛤蚂河子（吉海路沿线）地方开农民群众抗日大会，到会500多人，当时将日本走狗高家大院粮食等都给没收，群众每人分得高粱3升。当天群众将吉海路拆毁。”

　　其实，在上面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忽略了十分重要一点，那就是没有说出这三次反日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以及磐石地区共产党员孟杰民、李红光、李东光等人。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一下孟杰民和李红光。

　　孟杰民，原籍辽阳，“九·一八”事变前来到磐石县细林屯。“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正在磐石中学读书的他和他的同学初向臣等一起毅然投身到了反日斗争的洪流中去。孟杰民的一大特长就是善讲，能说服人。1942年抗联一路军的负责同志回忆起他时说他“能说能干……，又有相当的外交手段，无论是群众，还是抗日部队，听了他的讲话无不赞扬叹服”。磐石县委为了贯彻省委关于“加强伪军中哗变工作”的指示，专门派他到驻伊通营城子的伪军第5旅第13团7连去做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连的伪军在四五月间打死了他们的连长，宣布抗日。虽然后来跟孟杰民过来的士兵不多，许多人不愿意站到共产党的旗下，但他们却送过来20多支枪。

　　李红光，又名李弘海。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人。1926年迁居中国吉林伊通县。据后来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说，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在乡里只读一年小学，虽然汉话说得并不太流利，但汉字写得很好，能诵读一般的文件和写作文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李红光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也特别仗义。《东北抗日烈士传》上记载的一件事就能说明这一点——“红光见政委（杨佐青）没有武器，几次把自己用过的手枪诚恳地让政委使用。杨政委都委婉谢绝，坚辞不受。红光心里很不安，整天想给政委弄支枪。一天，他冒着生命危险，独自一人去玻璃河套一个地主家缴枪。进村后，隐蔽了一天多，终于等到地主出村，他缴了一支崭新的瓦亮小手枪，赠送给政委”。他组织领导的“特务队”对保卫县委安全，特别是在打击汉奸走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务队”也因此有“打狗队”之称。

　　中央满洲省委对磐石地区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杨佐青（又叫杨君武、黑杨）和张振国（绰号张瞎子）就是省委为此专门派来的。1932年6月4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省委特派员杨林的主持下，一支对外号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4纵队”，对内称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抗日队伍正式成立起来了。

　　游击队成立之初，还是很“火”了一阵的。据杨佐青后来回忆说：当时还做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长条形红旗，在旗裤部位竖缀着“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几个大字，队员们都佩戴着写有“工农反日游击队”第某大队字样的红色袖标。同时，他们还对外发布了宣言，宣布：“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担任清除走狗、保护民众之责，决心驱逐一切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

　　可是，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左”倾错误方针，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所以他们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还要与当地的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再加上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时还都缺乏作战经验（省委答应寄给他们一本“中国游击运动”小册子，他们一直没有收到。一本从私塾先生手里弄来的《孙子兵法》成了他们学习打仗的教材，几个领导经常一起在油灯下听孟杰民读那本已经发黄的老书），所以刚刚成立起来两个多月就不得不退出了他们的蛤蟆河子根据地。于是，队长张振国离队到省委去汇报情况，讨主意去了。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张走后，原任第2分队长的孟杰民出任代理队长一职。而这时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也感到问题严重，为了避免与其他抗日武装再次发生冲突，他们做出决定：将游击队与一支报号为“常占队”的绿林武装合并，取销原来队号，对外号称“常占”队。

　　当时的省委巡视员张贯一在1933年5月31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对此做了如下报告：

　　“……磐石党团县委领导上的错误，偶以遭受挫折，即认为环境恶劣，无法单独活动，故在去年7月间极可耻地把自己的武器送给了一个惯匪常占，并捧他做为我们队伍的领导者，实际上不但削弱了我们的政治上的影响，党（而且）把群众抗日武装断送给胡匪之手，致（至）2月党团同志均感匪首野心勃勃另有阴谋和单独造成自己的实力，事至无奈，只得无计划地从胡匪窝里哗变出去，人数百名，大小新式武装无法存在，故采取割头换象的办法，改常占胡匪名义为五洋胡匪名义相号召，行动上不过到处与胡子头很和平地会晤而已，由桦甸直走东满，万一环境再恶劣时，以便避难苏联。但到桦甸和永吉交界一带，因种种困难无法东渡，一般同志大半悲观、消极，感觉没有出路，当时一般下层同志多半主张我们的队伍是磐石党领导之下的应回磐石去干，另一部分同志主张乘机东渡，两方面相争不已，全体又感到无法东渡，只得静候省委前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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