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68)_刘泰

六八

　　天一亮，彭德怀也在指挥所里呆不住了。他来到距关家垴顶500米处作近距离观察。当地一身戎装，足抵壕沿，手握望远镜，在凝神观望时，战地记者徐肖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这一照片，被广泛地转载，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彭德怀的形象。

　　苦战中，彭德怀得到消息，辽县、黎城方向的2000多日军正在向关家垴方向运动。彭德怀看了一下表，下了命令：“下午4点，发动总攻。”

　　下午4点，总攻开始。772团、16团、38团、25团各以一个营，协同385旅一部，向关家垴上的敌人连续攻击18次，肉搏多次，敌第一线阵地被攻击部队占领。残敌60多人退守垴顶的一个狭小地域，固守待援。

　　3日上午，增援的日军已经逼近关家垴。为了避免与日军决战，八路军围歼关家垴之敌的部队，适时转移了。这次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冈崎大队、崛田大队大部被歼。八路军攻击部队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陈赓旅772团1营3个连伤亡过半。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关家垴战斗时说：“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以一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战斗力减弱了，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彭德怀所说的营指的就是日军的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后来回忆道：彭老总坚持要打这一仗，还有一个意图：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显示自己的攻坚能力。

　　当时任决死第一纵队政委的薄一波回忆道：彭老总向我调决死队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很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订出来了，成为决死纵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日《华北治安战》一书的作者在书中写道：“在此次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1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第4独立混成旅团。”

　　※30.不绝的尾声

　　§两个中国通

　　兔死狐悲。

　　百团大战后，日原第1军司令官退出了现役。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也被调任关东军第3军12师团长。看着自己的属下退的退，走的走，多田骏的心情十分沮丧。

　　让多田骏不顺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1940年11月14日，参谋总长对中国派遣军传达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同时，指示中国派遣军根据本纲要做出具体研究。两个星期后，中国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真日穰一郎大佐，向多田骏传达了中国派遣军今后工作的方针。

　　其中有一条让多田骏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那就是在谈及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时，其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最后还特别提到一句，“而以华北力最差”。多田骏很是不服气。

　　唯一让多田骏感到欣慰的是方针中开始对华北有所重视了。该方针明确提出中国派遣军1941年度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巩固华北。为此，中国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

　　真田汇报到这里时，多田骏甚至有些得意了。

　　多田骏认为自己虽败犹荣。此次华北的失败只是从反面进一步验证了他在一年前就已预言了的事情。中国派遣军现在的指示不过刚与他一年前的思想一致。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大佐的一些看法使多田骏如遇知音。有末精三认为，1939年到任的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是日军中屈指可数的中国通，“熟悉”中国情况，“关心”民生，“深体”民心，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深得中国方面的信赖。这些话说得多田骏轻飘飘的。他心里想，知我者，此人也。“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正是我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有末精三接下去所说的话更使多田骏频频点头。他认为，很多军界人士口头上都喊剿共第一，但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作战与政务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在“百团大战中之所以受制于共军，其原因即在于此”。

　　特别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更是说到了多田骏的心坎上。他说，中国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在作战思想尤其是有关政治谋略上的意见分歧，和对共军认识不足等问题，使方面军司令官以及有关人员大伤了脑筋。

　　多田骏并不认为他的思想仅仅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他认为，刚刚卸任参谋次长的他已经形成了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习惯。要解决中国事变，没有稳定的华北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派遣军不但不增兵华北，反而从华北抽调兵力，实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当1941年7月多田骏接受大将军衔并调日本军事参议院时、他并没有败将的感觉。

　　日本的军事参议院是军务的咨询机构，有名无权，有点像个敬老院，一般都是在第一线任职的军官，由于年龄的原因，不能再继续任职了，才退到军事参议院任参议官。

　　多田骏可能意识到了是华北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他这次明升暗降，但他觉得作为一名军人，凭着他对战争的认识和驾驭战争的能力，晋升大将应是理所当然。他甚至觉得这个荣誉他应该更早地得到。比他晚些出道的冈村宁次早在同年4月就已经升为大将，而老大哥却晚了几十月，想到这他心里总是不痛快。

　　7月9日，多田骏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

　　华北方面军命令7月9日北平一、各兵团、各部队应遵照晋察冀边区作战计划做好统一作战准备。二、作战开始时，关于兵力的调转及其他前项计划以外的必要事项，另行下达命令。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事务处理者多田骏

　　就在多田骏在北平卸任的同一天，日本东京正在举行新任华北方面军的任命仪式。新任司令官正是让多田骏忌妒的又一个中国通——冈村宁次。

　　提起杉山元、坂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田骏可能没人知道，但提起冈村宁次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九·一八”事变后，冈村宁次就到了中国。1936年他就已经是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中将师团长了。1938年他出任第11师团师团长，该师团一直是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主力师团。虽然中间在军事参议院闲赋几月，但这并没有消磨他重返前线的信心。

　　冈村宁次比多田骏更为老练，也更为毒辣。他经常到华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冈村宁次吸取了多田骏的经验，他把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加以改进，一方面继续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同时又吸收国民党的统治经验在其控制区内实行保甲制度。

　　冈村宁次上任后，在9月初开始的第二期肃正作战中就开始推行他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将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剿共肃正的目的，要把这次军事进攻与7月初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够收到军事打击的效果。

　　他反对单纯军事进攻。只有军事，而无政治、经济手段，军事行动是徒劳的，有时政治、经济手段所起的作用甚至要超过军事进攻所起的作用。为此，他在1941年秋季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实行了以经济战力主体的治安强化运动。

　　冈村宁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根据地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据1941年10月统计，当时根据地的人口，只剩下1300万，达到了最低点。很多根据地就只剩下1、2个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走了一个中国通，又来一个中国通。新来的更加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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