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18)_刘泰

一八

　　中共旅欧支部活动频繁，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恐慌，支部的活动越来越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和国内斗争的需要，支部决定将一部分人派往苏联学习，另一部分人回国。邓小平就在被派往苏联学习的人之中。邓小平等一行人离开巴黎十几天后，巴黎有关当局搜查了邓小平等人的住宅并称签署了驱逐邓小平等人离境的命令。

　　1926年初，邓小平等人来到了“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苏联中山劳动大学。邓小平在中山大学没有等到毕业，在刚刚学了不到一年后，就奉命返回了祖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

　　刘伯承虽然在年龄上大邓小平12岁，但单就留学的经历来看，刘伯承只能算“师弟”。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经香港来到上海。其时，上海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也无立足之地。他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与吴玉章等入远行苏联留学。

　　由于刘伯承是以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身份来到苏联的，所以他就读的是苏联军官学校——高级步兵学校。已经35岁的刘伯承，克服了年龄带来的困难，系统地学习了马恩列斯的许多论著，以及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司令部建设和军队指挥等方面的知识。1930年春夏之交，刘伯承等人满怀战斗的渴望经满洲里又回到了他当年赴苏的出发地——上海。

　　§刘、邓都有“三起三落”

　　刘、邓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历经磨难，并且都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

　　担当重任者，往往要经受比常人多得多的考验。当刘伯承被任命为129师师长时，他已经曾两度彼贬，三度出任红车总参谋长。

　　1932年的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由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这是他第一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后来因刘伯承对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反“围剿”中的瞎指挥不满，李德借口刘伯承妨碍他的工作，通过博古撤消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1934年底的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台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坚持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这是刘伯承第二次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后期，刘伯承随第四方面军一同行动，他和朱德等人一起，坚决抵制张国青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错误路线，因此，刘伯承又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委于1936年12月7日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力主席。之后，刘伯承重新复出，仍然官复原职，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这是刘伯承第三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对于三上两下的经历，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一败”指南昌起义失败，“两罢官”指被李德、张国焘撤掉职务，“三参总戎幕”指三度出任总参谋长。实际上刘伯承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

　　1930年8月从苏联回国后，他立即被委任力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当时正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久周恩来和翟秋白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予以纠正。为了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贯彻国际指示，刘伯承被派往武汉长江局任军委书记。算上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参谋长的那一次经历，刘伯承在担任129师师长前全部加起来共有五次出任参谋长的经历。

　　建国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在1957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再一次被打倒。至此，刘伯承已是三起三落。与刘伯承一样，邓小平也有着三起三落的经历。

　　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了两年多后，于1929年7、8月间，被党中央派到了广西工作，以党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义。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8军，率军转战左、右江。由此，邓小平进入了他革命生涯中第一个高峰期。

　　随着连毛泽东都不能幸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蔓延至中央苏区，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落”。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一整套做法并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一个“邓毛谢古”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一批觉悟了的共产党人对“左”倾错误进行了自觉的抵制和坚决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等人。

　　于是事件的名称就由“邓毛谢古”来代称。于是，邓小平就成了“机会主义”的头头，井因此撤销职务，当众缴枪，也就顺理成章地到基层锻炼去了。

　　邓小平三起三落间的二次复出都与毛泽东有关。当他第一次遭到打击时，是因为他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到了遵义会议前后，又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小平才得以复出，重任中央秘书长。

　　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40年后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仍然有两起两落等待着他。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7年，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更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被打倒后的复出，竟然和第一次被打倒发生了联系。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第二年才得到这一消息的邓小平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对邓小平的三个方面给予了肯定。其中第一个方面即是“邓毛谢古”事件。毛泽东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再加上“他没历史问题”和“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两条，邓小平又第二次从激流中浮了上来。

　　1975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没过多久，就开始了他最辉煌的一次复出。此后，在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趣，坦荡的性格，使他们两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携手同行，共同走过了13年风雨历程。

　　※9.重操老本行

　　§对游击战的再认识

　　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不仅彭德怀“认识是模糊的”，对“‘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很多八路军将领也是如此。

　　但“认识模糊”并不影响打胜仗。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正大路沿线连续的设伏，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毛泽东几乎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每一封电报中都要谈一谈“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但当时抗战的形势还不容八路军一上阵就钻山沟。华中、华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正拉开架势要同日军进行决战，主战场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也曾指出：在条件确实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配合阎锡山打几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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