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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去回瞻历史,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八十年代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早在五十年代已经孕育雏形。

  “条件”,须透过适当渠道送达对方,这“渠道”又最好是非国非共立场居中的“第三方”。在邵力子先生的举荐之下,曹聚仁这个人物遂被摄入中共领袖们的视界。

  * * *

  1997年4月,我专程赴上海造访曹聚仁先生的女儿曹雷。曹雷女士于六十年代在电影《年青的一代》中饰女主角林岚、《金沙江畔》中饰藏族姑娘珠玛,曾是一位风靡过上海滩和全中国的人物,她的介绍使我解开了曹聚仁神通广大之谜。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甚至有些固执古怪的人。
  在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年代,像他那样独往独来自辟一径而又持守始终的
  知识分子,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

  父亲是浙江浦江人,1916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1年在上海
  爱国女中任教。青年时期,他的同学、同事、朋友中间,有的加入了国民
  党,有些成为共产党人,原来大家相处都不错,没想到一夜间就反目成仇,
  彼此残杀。血淋淋的现实对他刺激很大,使他觉得政治太残酷太可怕,因
  而决心不参加任何党派。到了晚年,他说:“我一生,不愿介入政,治纷
  争,又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漩涡,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盼望着有一场
  风暴,风暴真的来临,却又胆怯滞步了。”用不愿下海湿衣而又一直倚岸
  观潮来形容他,十分贴切。

  父亲青年时就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后来终于以新闻为业,辛勤笔耕
  了一辈子。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文稿,面对着他数千万言的文
  章著作,我感到惊愕:父亲几乎是不停笔地在写啊!这些文字记录了他生
  活的时代、历史,记录了他的经历、思想,留下了他的真诚与坦白。他是
  把他的灵魂无保留地披露在读者面前了,既不夸大,也不掩饰。对于一个
  记者和作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如果说,要从父亲那里继
  承些什么的话,也就是这一个“真”字吧。

  父亲的新闻、文学生涯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中国政坛、文坛上的许多风
  云人物。二十年代,他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撰稿,
  与邵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三十年代,父亲与鲁迅先生相识并成为挚友,
  父亲后来撰写的纪念、评论鲁迅的文章,已成为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抗战爆发后,父亲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以及在皖南采访
  过叶挺、陈毅将军等,结交了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朋友。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父亲倍感振奋。他一扫往昔的沉闷彷徨,以高
  昂的热情奔走呼号,宣传抗日。作为中央社的特派战地记者,他完全忘记
  了个人的安危,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到那里去。上海八百壮士坚守四行
  仓库,父亲也在其列,发出了一篇又一篇第一手战况消息。台儿庄会战,
  父亲采访李宗仁指挥部,第一个将战役大捷的消息报告于世。父亲的报道、
  文章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前线及敌后的情况,他也因此而成为当时中国的知
  名记者。

  1939年,母亲怀上了我。听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搞新政,父亲很想实
  地去看看,同时,也为了找一个相对太平的环境安家,好让母亲顺利生产。
  家刚安顿,蒋经国便亲自登门造访了,说:曹老师,我这里有一张报纸,
  希望您能留下来,帮我办好这张报纸。于是,父亲便留在赣州,担任了蒋
  经国《正气日报》社的主笔,把报纸办得颇有声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父亲与蒋经国相识相交;结下了友谊。本来,父亲如果六根不净,凡心未
  泯,这是一个加入“太子党”,在仕途上求发展的好机会,但不管谁来劝
  说,他均坚持“平生只做无冕王” 的原则,坚拒参加国民党。他称自己
  “并非清高,秉性使然”。

  1948年,国民党败象百露,父亲到了南京。蒋经国去看他,父亲对蒋
  说:政府非有大的更张,否则难以为继。蒋经国对他的劝告不置可否,而
  国民党也依然故我,滑向崩溃。父亲仰天叹道: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共产党胜利,新中国成立,父亲是高兴和拥护的,但是,要叫他亦步
  亦超只能写赞美歌颂的应景文章,是与他自由主义的个性不相吻合的。此
  时艾思奇曾作报告,说:新政权好比一堵墙,知识分子好比一块砖,砖头
  砌进墙里,你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了,砌不进去呢,便只能把你搬开了。
  父亲想,我是自由惯了的人。哪堵墙都很难砌进去,不必劳动别人来搬,
  我还是乘早去自谋生路吧。1950年,他下决心去了香港。当然,促使他下
  决心的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民生”问题,一家大小八口人,都靠他来养活,
  而他却已失业了。

  父亲初到香港,开始很艰难。你既然不愿为新中国服务,肯定不是同
  路人!这是一个简单自然的推理,于是,左派们不理睬他。他到香港后发
  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从光明中来》,这是已被赤化的证明,于是,亲国
  民党的右派们又组800篇文章围攻他。处于夹缝中的父亲左右为难,举步
  维艰。然而,正是这种尴尬处境又恰恰强化了他非国非共的独立撰稿人形
  象,他讲话发表文章,客观中立,反而有人听有人看。

  父亲人在香港,心系两岸,与内地和台湾的许多高层人士仍保持着通
  信联络。大概正因为他独特的事业背景和多边的人脉关系,使他成为五十
  年代沟通两岸信息比较合适的人选。

  能够报效祖国,父亲十分高兴,愿效犬马之劳,他曾说过:我最感痛
  心的事情就是国家分裂。但我又最不希望看到用武力的办法达到统一。两
  边一旦打起来,台湾将被夷为平地,大陆沿海城市也将变成废墟,遭殃的
  还是国家和老百姓啊。

  1956年7月,邵力子先生一纸邀请函,把曹聚仁请到了北京。周恩来、陈毅与曹氏同乘游艇泛舟昆明朗,品茗叙旧谊,煮酒论时局,美景佳境,尽兴开颜。周恩来一国总管,公务繁冗,很少以这样方式见客,此番破例,从而说明了中共高层对曹氏十分看重,寄予厚望,并希望与他建立一种密切亲近无拘轻松可以无话不谈的私人联系。

  曹聚仁在他的《颐和园一夕谈》中,较为详尽地记叙了他同用恩来的这次难忘的相聚。

  记者入京时,恰好在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发表和平解放台湾的
  重要演说之后。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
  “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
  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
  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
  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
  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郑重说到中共政策,
  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
  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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