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49)_谭恩美

四九

　　多坏的一个念头，我从来没想到我还会有这种念头，从来没有。可现在它跳出来了，我把它抓住了。我想象过不了多久，胡兰会对我说，“真遗憾，你丈夫死了，他从天上掉下来了，真苦命啊。”

　　“呵，不，”我对自己说，“观音菩萨保佑，不要让他死。”

　　但是我越想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它就越顽固地待在那儿。“他死了。”胡兰会说。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还会带着笑意呢。我会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刚失去丈夫的姑娘那样，冲她大发雷霆。

　　然后我又想，也许我该哭一场，表现得很悲伤，为我那失去父亲的孩子。是的，这样就更好了。

　　可转眼间，我又想到另外去了。我得回到崇明岛，再和老阿婶、新阿婶住在一起吗？也许不会，要是我再嫁一个丈夫就不会。然后我又想到，下一次我该自己来挑丈夫了。

　　我停下了手中的缝纫活。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这时我才明白，我实在是很希望文福死去的。我不是因为恨他才有这个念头，不是的，那要在后来他变得更坏时，我才有这个念头。

　　但那天晚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与胡兰，也与自己争论著：有时，一个姑娘会犯错误；有时，错误可以改过来。战争会改变它，这不是谁的错，一件倒霉事换另一件倒霉事，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于是我缝好了衣服，剪断了线头，把衣服套在头上。但那时我的肚子和乳房已经因怀孕而鼓起来了，我刚伸进一只胳膊就意识到：我被卡住了。

　　哦，你觉得这很可笑吧？我的衣服卡住了，我的婚姻卡住了，我与胡兰的朋友关系卡住了。有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胡兰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合伙做生意？

　　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年吵得那么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别的人可以结交，所以我们总能找到继续做朋友的理由。也许这些理由至今还存在着。

　　不管怎么说，那次大吵以后，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过了几天，空军告诉我们他们马上要送我们去扬州，在那儿和我们的丈夫团圆。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当时还有点怀疑，我们想炸弹就要落在我们当时坐的那个地方了。

　　“肯定是这儿的情况危急了，”我说，“所以要把我们送走。”

　　一位名叫李俊的姑娘说，“那我们得赶紧离开，干吗还要在这儿待两天呢？”

　　另一个女的，梅丽说，“干吗去扬州？炸弹也会落到那儿去的。”

　　“扬州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一个日本人不要的城市，总是安全的。”你瞧我的推理多么合乎逻辑。我不说我不喜欢扬州，我怎么能说？我从来没见过扬州。

　　胡兰马上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我听说扬州很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她说，“扬州出美女，扬州的面条也很有名。”

　　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看什么美女，也不会去尝那种面条的。“我并不是说扬州不美。”我小心地解释道，“我只是说日本人并不拿它当一个好城市看待，日本人想要的和中国人想要的是两码事。”

　　于是就在那年夏末，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启程去了扬州。由于当时好些公路和铁路都已经不通了，我们是坐船去的。到达扬州后，我一眼望去，就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日本人决不会要的地方。

　　我们的新家到上海西北只要半天的车程。当时上海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相当摩登。扬州可就完全两样了，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老式的平房，有两层楼就算了不起的建筑了。谁知道杜甫和另外的古代诗人干吗都喜欢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整个城市好像就是用烂泥和垃圾盖成的。我的脚下，是泥路、泥地、泥院子，我的头上，是土砖土瓦砌的墙、土瓦加茅草盖的顶。

　　空军为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屋子，烂泥加土坷垃，分成四大间，每间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公用的厨房，里面放了四只老式的煤炉。我们一见到这副样子，全都惊呆了。

　　“现在是战时，”我终于对另外人说，“我们大家都得作出点牺牲。”李俊和梅丽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胡兰把脸别过去了。

　　然后她开始检查起来，每看到一样东西，她就要批评一番。她用手指点点剥落的墙壁。“哎！”接着又点点另一堵墙，阳光从破墙洞里照进来。“哎！”她用脚踩踩地，“哇！瞧，地上灰尘真多呀，全跟着我的脚步飞起来了。”

　　我在一旁瞧着，我们全在一旁瞧着。我真想喊出来：“你们瞧瞧她的样子，她就爱发牢骚，可我没有。”但我觉得我并不是非说不可。梅丽、李俊都在旁边，她们自己能看出胡兰是怎么一个人。

　　那天下午，一个烧饭的姑娘和一个男佣人也到了。部队只派了这二个人，所以这两个就给大家共用了。烧饭的姑娘是乡下来的，很年轻，脸盘很大，看上去很有福气。她的任务是每天准时生煤炉，洗菜，切菜，杀鸡，剖鱼，清理厨房里的垃圾。

　　男佣人是部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勤务兵，这是普通士兵的一种，只会用扫帚，只会和苍蝇作战。这人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要杠点重东西，胳膊和腿就会折断似的。他也有点神经兮兮，经常一个人边干活，边跟自己说话，他想象自己是个高级军官，却在执行糟糕的命令：“这张床单拿去拍打一下！这块污迹洗掉！”

　　有一次我发现胡兰命令勤务兵把六个蛋白拌到一桶烂泥里。

　　“从哪儿搞来的偏方，”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真是想不通，她要我用这东西来涂地。什么风吹进她脑子里了，莫非她要吃地，以为是个好吃的大蛋糕。哈！”

　　我把勤务兵的话告诉李俊和梅丽。我只能这么干。要是胡兰疯了，决定要烧掉自己的屋子怎么办？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太太也报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胡兰命令勤务兵每天用这种蛋汤涂在她房间的地上，一连涂了三天。等这层蛋汤烤干，她又叫他涂一层上去。更糟的是，她还叫他用大米和泥煮一种粘乎乎的粥。

　　“把这东西泼到墙上，说是要像煮一样。”他说。我们听了都连连咋舌。可怜的胡兰。

　　但过了几天，勤务兵没话了，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干活，只是抱怨小店伙计作弄他，卖给他一只打过气的公鸭，回家剖开肚子，那鸭子气一喷出，就小了一半。

　　“别为鸭子的事发愁了。”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说，“总比喝烂泥汤好吧？”

　　勤务兵朝我皱起眉头。“对不起，太太。”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今天耳朵不大好使。”

　　我朝屋子里面胡兰的背影点点头，“她要你搞的烂泥汤，不那么好吃吧？”

　　“对不起，太太，”他又说了句，“今天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连不起来。”

　　所以我只得找借口去拜访胡兰，看她到底疯成了什么样。我从篮子里抽出我最好的一枚绣花针。

　　“这枚针是你的吗？”我走到她家门口问道，“我在我家地上捡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趁胡兰盯着绣花针的当儿，我看到她用鸡蛋浆和烂泥汤派了什么用场。她家的地像瓷器般闪闪发光，灰尘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家的墙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破破烂烂的，涂上这层东西后，变得又光滑又干净，连小虫也爬不上去了。

　　我眼睛盯着这些变化的时候，胡兰在一旁说话了，“不错。这枚针是我的，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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