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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夏天的下午,天空经常阴沉沉的,然后隆隆的雷声就传来了。我和胡兰一听到这声音,就赶紧把装食物的小篮子、正在绣的花,诸如此类的东西收起来,这就像是一次冒险。

  我们很快地跑上庙后的那条小路,爬上三级台阶,走进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小亭子,那后面望得见绿油油的山岗、山下的湖和远处喧闹的城市。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我们眺望着被雨水洗刷着的世界,直到灰蒙蒙的雨帘完全把我们笼罩起来,再也看不见城市和山冈。

  这个小亭子使我想起了崇明岛上的那个暖房,使我起了思乡之情——尽管不是想念叔叔、老阿婶、新阿婶住过的房子。我渴望着回到那个我藏身过的地方,那个我假装失踪的地方,那个我想象著有人把我找到的地方。我也想起了我那些可怜的小小的破碎的收藏:我母亲的肖像、一对化为灰尘的蝴蝶翅膀、一束干瘪的瓶花,我每天给它洒水,希望它能长成一个仙女,陪我玩耍。

  当然我没把这些孩子气的想法告诉胡兰。我们静静地坐在亭子里,就像两个规矩的太太那样。可我想我们俩都沉浸在回忆中,竭力回想着我们那么快就失去了的少女时代。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那个小天地里,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越下越大,好像没完没了似的。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时间的雨。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们有点紧张起来,虽然我们都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们得赶紧回去了,”胡兰说,“哪怕雨再下个不停。”

  “嗯,那怎么办呢?再着急,雨也停不了。”我说。

  “谁着急了?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一辈子和洪水打交道,我还没来得及想到把茶杯从桌子上拿开,洪水就没到我的腰上了。”

  前几天我在大厅里找到了一张上海的旧报纸,在等雨停的同时,我就打开来看看有什么新闻。有趣的消息很多:一个女明星卷入了一场大丑闻,一位俄国籍的犹太歌手刚从满洲国到达上海作义演,一家两星期前刚被盗过的银行又一次被盗,一匹名叫“飞毛腿”的英国赛马在一周前的一场比赛中获胜,一幅广告宣称一种名为“黄药”的东西能治愈头脑混乱、思想悲观、担惊受怕、反应迟钝的毛病,老阿婶曾给叔叔买过一瓶。

  有关战事的报道不多,只有一篇蒋介石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决不向日本投降,决不放弃一寸土地。

  我一面读报,一面把手伸向一开头盛得满满的食物篮。也许是因为战争使我精神紧张,我的食欲下降了,常常是直到饿了还不知吃什么好。一会儿想吃这,一会儿一口也咽不下,一会儿又饿了,想吃别的了!所以我就包了许多好吃的小东西,每样都吃一点,凭我的舌头和胃的需要,过一会就尝一点。什么鱼片干啦、牛肉干啦、酸甜榨菜啦、酱菜啦,一个劲地往嘴里塞,直到塞得眼泪都流出来。你们这儿管这些东西叫小吃。

  当这种种不同口味的东西也满足不了我的食欲时,我就问胡兰带了什么好吃的,有没有又脆又成的东西,也就在这时候,胡兰告诉我,我怀孕了。

  “我知道,”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接生过一百个孩子似的,“肯定是你肚子里的那个东西饿了,想尝尝人生百味了。从你的大胃口来看,兴许还是个男孩哪。”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还不信。我才十九岁,自己还在长身体呢。胡兰比我小,她怎么会知道?我跳起来,把双手叉在腰上,绷紧衣服,看看肚子,没有,没有娃娃从我肚皮眼里探出头来。但我觉得里面有个东西,饿得慌,想吞掉我。

  当时我就想,不,这只是我的不幸,生活给予的东西,它总是满足不了,它总想要更多的东西。老阿婶有一次告诉我,我母亲去世前也是这样的,“这儿太强,”她指指肚皮,“老是满足不了,手头已经有了十个梅子可挑,她总还想再要一个梨子。”

  “只不过是我的胃喜欢吃酸的罢了,”我对胡兰说,“说明我快要倒霉了。”

  “我告诉你,是有喜了。”胡兰说。

  我摇摇头。

  “一个娃娃。”她说着,点点头。

  “嗨,你以为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那么,告诉我,”她说,“你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她说这个字的声音这么响,好像在说咳嗽、头痛、眼睛里的灰尘似的。

  “这跟生娃娃有什么关系?”我说。胡兰咬紧下嘴唇,尽量不笑出来。

  “难道你母亲没告诉过你?”她问。

  我拼命回想,第一次月经来潮的那天早上,老阿婶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醒来后,感到下身粘乎乎的,然后我就撩起睡衣,瞧瞧我的腿间。“有人砍了我一刀!”我喃喃地对花生说,以为是在做梦。

  花生一见血,就尖叫起来。她从我们两人睡的床上跳起来,直奔院子。“快!”她喊道,“雯雯被人杀了,像她妈一样。她已经死了!救命呀,救命呀!”

  老阿婶冲进房间,接着新阿婶、两个佣人、几个堂兄弟也来了,厨师的帮手,手中拿着一把菜刀跟在他们后面。老阿婶上前一步,冲我瞧了一眼,一点也无所谓的样子。她挥挥手,叫另外人出去。

  “别哭了。”等房间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老阿婶骂道。新阿婶和花生又进了房间,花生睁大眼睛看看我。

  “瞧,她不是好好的吗。”新阿婶说着,递给我一些布片。

  “仔细听好了,你们两个,”大婶婶说,“出血是一个征兆。一个姑娘家心里有不干净的念头时,她的身于一定要洗净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血流出来的缘故。以后,要是姑娘嫁了大人给她选好的规矩人家,要是她成了贤妻良母,爱她的丈夫,就不会出血了。”当时老阿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正像她所说的那样,一旦我成了一个好妻子,出血就停止了。

  “呸!”胡兰听了我这番话,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胡说八道。”

  亭子外面雨还是下个不停。那天下午,胡兰给我讲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陌生事情。我干吗要相信她呢?她最相信那些希奇古怪的念头了。她说,女人的肚子每个月要做一次窝。这不可能!她说,娃娃就从男人的东西进去的那个地方出来,而不是从肚皮眼里出来。真是一派胡言!

  然后她告诉我她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她说有一次她帮一个姑娘接过生。“我说的全是真话。’湖兰说,“我看到娃娃从哪儿出来的。我是在去年看到的。”

  她说,这姑娘爱上了洛阳的一个飞行员,当时胡兰一家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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