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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我相信她也是在说这种为丈夫受的痛才是真正的爱,这种爱是在夫妻之间慢慢培养起来的。我也在中国的和美国的电影中见过这种爱。一个女人总是不得不受苦,受累,哭泣,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爱。现在既然我和文福住在杭州的一个小庙里,我已经吃了很多苦,我就以为我的爱正在生长起来,以为我正在变成一个好妻子。

  现在我不得不坦白地说说那种事。我觉得不应该跟你说那些事,男女方面的事。可我要是不告诉你,你就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变,他为什么会变,所以我要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虽然也许我不能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也许说到难于启齿的部分我就不能再说下去了。这时,你就不得不自己想象一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再把它想象成坏十倍。

  文福每天晚上都要我,但要的方式跟我们在他父母家住的时候不一样。那时我很怕难为情,他也很轻柔,总是用好话劝我,安慰我,我怕得厉害时,还没大声喊出来,他就停下来了。但在杭州,他说,是时候了,我该学学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老婆了。

  我觉得我是要学一学,减轻我的害怕。当然,我还是很紧张,但我准备去学。

  到那个庙里的小房间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我穿了睡衣,文福光穿了条短裤。他吻我的鼻子、我的脸、我的肩膀,说我长得有多美,我使他有多快乐。然后他就附在我耳边,要我说肮脏的字眼,是有关女人身体部位的肮脏字眼——不是关于任何女人的部位,而是那些把身子出卖给外国水手的妓女的。我一听到这些字眼耳朵就生痛。我挪开身子。

  “我不能说这些脏字眼。”我最后对他说。

  “为什么?”他问我,然后又变得很温柔、很关心的样子。

  “一个女人不能说这些。”我说着,找着理由。然后我笑了一下,想让他知道,这些事光是想一想就叫我够难为情的了。

  突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很快站起来,一脸怒气,难看极了。我真有点怕。我也站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想把他扳回来。

  “说!”他突然喊道。他重复说了三四个脏字眼。“说!”他又一次喊道。

  我摇摇头,哭起来了。然后他又变得温柔起来,给我擦去眼泪,说他是多么关心我,他抚摸我的背和脖子,直到我被安慰和快乐弄得浑身无力。他只是在讨我喜欢,我感到快乐。我多傻呀!然后他拉我起来,脱掉我的睡衣。我全身赤裸了,他握着我的双手,真诚地望着我。

  “说。”他用平静的口气说。一听到这话,我就倒在地上。但还没等我扑倒,他就拉我起来,把我像一袋米似的拖到门口。他打开门,然后把我推到庙里的走廊上,每个路过那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赤裸的样子。

  我怎么办?我不能喊。要不然就会有人惊醒,出来张望,看到我。所以我只能小声地透过门缝,求他,“开门!开门!”他一声不响,一点没反应。过了几分钟,我终于求饶了,“我说。”

  打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现在你该想象得出了,你该把这事想象得更坏一些。

  有时,他叫我脱掉衣服,双手双膝着地跪在地上,好像我在求他来一次“粘在一起”的欢乐,好像我想他想得那么厉害,愿为这种恩赐付出一切代价。而他假装拒绝,说他已经厌烦了,或者说我不够漂亮,要不然就是那天我没做好妻子。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恳求,我的牙齿格格发抖,直到我真的求他让我离开这冰冷的地面。有时候,他让我赤裸着身子站在房间里,在夜半的寒气中瑟瑟发抖。他说出身体的某个部位,我就得说出相应的一个脏字眼,然后用自己的手指点到自己身体的那个部位,——这儿、那儿、任何部位——他就在一旁看着,笑着。

  每天早上他还经常抱怨,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说我没有激情,不像他认识的另外女人。当他说到这个女人、那个女人,说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情愿的时候,我从肉体到头脑都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生气,我不知道我应该生气。这就是中国,一个女人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我很不高兴,我知道我丈夫对我还是不满意,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来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

  在这第一个月里我还发现了我丈夫的另一件事,所有的飞行员都叫他文成。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知道我丈夫叫文福。哦,他还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叫文成。但那个哥哥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呀,——我知道是在1935年得肺病死的,家里经常提起他,是个很聪明、很孝顺的孩子,但老是生病,老是咯血。我以为是飞行员们搞错了,也许是因为文福老提起这个死去的哥哥,弄得他们现在都以为那就是文福的名字,我丈夫只是出于礼貌而没有纠正他们。

  但是有一天我听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好奇怪呀——他说他名叫文成。后来我就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我听错了。他干吗说自己的名字是另一个?后来我又听他说过一次,他的名字叫文成。这一次他告诉我说,是部队把他的名字给写错了,他能叫整个部队纠正过来吗?他说他不得不告诉他们,文福是他小时候用过的名字,只是个小名。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这是合情合理的。可后来,当我翻检箱子时,掉出一些东西,我发现是一份毕业证书和一份申请加入空军的表格,它们是我丈夫的死去的哥哥文成的,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家航海商校。这下子我就明白了:凭我丈夫的那点聪明才智进空军还不够格,但冒名顶替他那死去的哥哥倒是绰绰有余。

  打那以后我就觉得我丈夫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死人,一个活人;一个真人,一个假人。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看他怎么撒谎。撒谎撒得那么圆,那么心安理得,他就像那些鸟,掠过水面,不惊起一丝波纹。

  所以你明白了,我尽量做个好妻子,尽量爱他不那么坏的一半。

  也就在我们到杭州后的两星期左右,我认识了海伦。她也很年轻,大约十八岁,我听说也是新婚——不,她嫁的不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事过后再说。

  在这以前我已经注意到她了,我们经常在大厅里,在庙周围一起散步,或一起下山到城里地摊上买些肉和蔬菜之类。所有住在庙里的女人都互相注意,因为我们总共才六个。大多数飞行员都还很年轻,简直还是孩子,只有几个人娶了媳妇。美国教练也没把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带来,但他们有时也带一个很难看的本地姑娘到他们的房间里。我后来听说了,他们带的总是同一个姑娘,因为五个美国人都从她那里染上了同样的病,一种看不见的小虫子,大家都说这些虫子现在已经在浴室中繁殖开来了。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姑娘和她的虫子才使我认识了海伦。没有一个女的还想去用那个浴室,尽管和尚再三声明那里已经消过毒了。我们早已听说这种虫子是杀不死的。一个女人一旦染上了这病,那她跟妓女就没什么两样了,因为那时她的大腿间就经常会发痒,唯一的解脱是要有一个男的在她的两腿间给她进一步搔痒。

  我就想到要真的染上那病我可真是要求我丈夫了。当然,我也想起了在崇明岛的那会儿,我被蚊子叮的时候,我一边搔痒,一边还说“痒死了!”这种行为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她想性事想得痒死了,就去当了妓女——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麻风病人,什么人都行。在将要结婚的年轻女人中间,这已经成了常识。当然,我们也都相信这些。还有谁会告诉我们别的呢?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傻吗?

  于是我们——五个女人加上我自己——决定不再去那个浴室洗澡。有一个女的——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姑娘,碰到一点点小事就要发牢骚——找到了一个原来用于堆放从山上采下来的龙井茶的小房间,地上还摊着往年收下来的老茶叶,角落里还有一只炉子,原是用来烘干茶叶的。我们马上决定用这只炉子来生火,把房间弄热,使它比原先的浴室还要好。房间里原先就拉着一根晾衣绳,我们就在上面挂上被单把房间隔开来。

  然后我们就轮流着,一个人烧水,两个人在屋子另一头的厨房和烘茶叶的房间之间来回跑,把一桶桶热水和煮过的布抬进去。另外三个就坐在被单后面的凳子上把布浸在脸盆里,洗她们的身子。水滴在地上,落到茶叶上,蒸气从放在地上的水桶里升起,空气中马上就飘满了龙井茶的香味。我们都尽情呼吸着,叹息着,让这充满香味的水珠滴在我们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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