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34)_谭恩美

三四

　　我越听越信。我想象着文福用汽车把我接走，我很高兴终于要和我的旧生活告别了。我梦想着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那里没有一个人会发牢骚。我想象我未来的婆婆对我好得不得了，简直令人没法相信，她只会表扬我，从来不会责备我。我想象着我自己还不觉得渴，佣人们已经在为我倒茶水了。我脑海中跑过了许许多多孩子，模样全差不多，扯着我的裙子，一个接着一个，逗我发笑。当婶婶们告诉我说我要嫁给文福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个算命女人跟花生说过的话。

　　现在好事都要落到我头上来了，我当然为花生感到难过。但她开始指责我，说我背叛了她。在婚礼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还是不得不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一进房间，她就往地上吐口水。半夜里，她踢我的腿，把我推一边去，掀掉我的被子，咕哝说我比那些叮死牲口的蛆虫还要坏。

　　“你听听你妈怎么说的，”我说，“我最大，我得先出嫁，我得听话。你要是想改变这个决定，自己跟你妈去说。”

　　当时我要是仔细思量一番，就会明白：我的婶婶们根本就没考虑我最大、花生最小的问题。花生是全家的宝贝，他们给花生安排的一切都要比别人好：衣服最好，表扬最多，零花钱最多，求运气时做的法术最多，生病时抓的药最多。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并没有虐待我，他们只是对花生更好。所以，我干吗那么傻呀？我早就该明白——既然她们要把我嫁到文福家，那么说不定就不是什么好事。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使我觉得所有这些好事全都会泡汤。我的婶婶们跟我说，她们要把我带到上海去看我父亲，我的婚事要征得他的同意。她们给我看了他的来信，告诉我们必须去一趟，就这些，连一句祝贺的话也没有。那时，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这封信是托熟人送来的，而不是通过正式的邮局寄来的，所以我把信掂在手上觉得事情很严肃。

　　你用心想想我当时的感觉如何。打我父亲把我送到这岛上来以后，我差不多有十二年没见到他了。我们到上海去的时候，我的婶婶们从来不带我去看我父亲。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信，也从来不到崇明岛或到我的寄宿学校来看我。所以我不知道他见到我时会生气呢，还是会高兴；我也不知道我见到他时该害怕呢，还是该高兴。

　　那天早上，老阿婶、新阿婶和我早早地洗了澡。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闪闪发亮的丝绸衫和外套。我们买了去上海的轮船的头等舱，两个钟头就到了上海港。我们刚下船，一辆长长的黑轿车和一个司机早已等在大门口，把我们带到九龙路我父亲的住宅内。一切就像一个幸福的童话故事。

　　但我们一踏上通向住宅的过道，我就知道我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的服装太刺眼了，大招摇了，反而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然后门开了，我站在我曾经住过，但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来的通向屋子的大门厅里。

　　这屋子比我们在河口村住的屋子要大十倍，也要好十倍。或许，根本就没法做这样的比较。这里的所有东西你都想碰一碰，可你又不敢迈开步子，怕碰坏什么东西。我身边有两个华美的高架于，里面放着两尊小小的白雕塑，一尊塑的是一个猎人在追一头鹿，另一尊是两个穿英式服装的女子在走路。一声咳嗽，一声擤鼻，一句话听上去都太响了，肯定会把这些塑像震破。

　　我瞧瞧我的脚下，恨不得弯下腰去把新鞋上的灰尘擦干净。于是我就盯住白色的大理石地面。

　　忽然我记起来了，我母亲告诉过我，大理石上的花纹是河水从岩石上流过留下的痕迹。在我眼前的大理石地面上，各种不同色彩的光影令人眼花缭乱，我母亲曾说，就像同一条河中不同颜色的鱼的倒影。

　　于是我就抬头去找这光影的来源——原来一层楼梯口顶上那扇很大的玻璃窗，把花啦、树啦、草啦、天啦全都映在上面了。我看到了那个螺旋形上升的楼梯，竭力回想我的手触摸着那光滑的红木扶栏下来的感觉。

　　就在这时我看到我父亲正慢慢从楼梯上走下来，一步一顿，像神一样从天而降。

　　我想起了他的派头，他总是不慌不忙。我想起了以前我老有一种在等待，在害怕，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但是现在他正踏上最后一级楼梯，眼睛盯着我，脸上没有表情。我可以肯定，我也正这样望着他，就像一个幽灵盯着另一个幽灵。哦，也许，他从我脸上看到了我母亲，他恨我。我鞠了个躬。

　　“女儿，”他突然说道，“你应该邀请我们的客人坐下来。”

　　我转身看看旁边，想知道他在跟房间里的另外什么人说话。但老阿婶捅捅我的胳膊，我不知不觉地指着我右手边的一个小客厅，说：“请坐，请进来坐下。不必客气，坐吧。”好像我常在这个我从来没住过的房间里欢迎我的婶婶们。

　　我们全都安静地坐在了沙发上，沙发的羽绒靠垫深深地陷了下去，把我埋在下面了。老阿婶紧张地朝我父亲点点头：“您好吗，大哥？我想，身体还康健吧。”新阿婶重复同样的话：“您好吗？您好吗？”

　　我父亲笑了笑，缓缓地叉起两腿，然后说，“还可以，虽然不是顶好。你们都晓得骨头老起来是怎么回事。”

　　“嗨，说得是！”老阿婶忙不迭地接口说，“我也是这样，老犯胃疼，晚饭吃过就疼，还有这儿，我的肠——”

　　我父亲的眉毛一抬，大家马上又都不做声了。这时另外一个房间里的钟当当敲响了，我的婶婶们假装很高兴地听着，然后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她们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我一声不响坐在那儿。我发现我父亲看上去比叔叔老得多，也瘦得多。他的脸更严肃，也显得更聪明。他戴了一副圆形的金边眼镜，中式背心外面罩了一套黑西装。他个子并不高，但很有气派，他缓缓地把头转向一个佣人，然后缓缓地挥手叫这个佣人上前。但他没吩咐佣人做什么，而是把头转向了我。

　　“女儿，你定吧，用中式小吃呢，还是英国饼干配茶？”我心里七上八下，感到就像两匹朝相反方向跑的马。哪一匹好呢？哪个回答才是正确的呢？

　　“简单点好了。”我最后轻轻地说。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当然，你总喜欢这样。”他又朝那个佣人挥了挥手，吩咐他拿点英国饼干、中国梨子和比利时巧克力来。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他当时的举止，他的风度是那么优雅，使我觉得非常陌生。但他好像知道我的心思，我要是真的开口说出我想要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喝茶的时间并不长，老阿婶边喝边把文家的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和他的女儿怎么相配啦，一个好亲家对他的生意如何有利啦。我两眼紧紧盯着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不时抬起眼睛瞟一眼，看看我父亲的反应。老阿婶说点真话，又加油添醋一番，大家都仔细听着。

　　文家的出口生意发展为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文福对海外生意的知识使得他能够和英国与美国最重要的公司总裁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关系。文家的母亲嘛，听大婶婶的口气，能干得不得了，简直能够施展魔法让冬天的枯树一夜间长出绿叶来！

　　我父亲可不是傻瓜，他静静地听着，一面啜他的茶。每当老阿婶吹牛吹得过分时，他就一言不发地盯着她，脸上毫无表情，直到她坐立不安，把她对文家的好评稍稍降低一点。

　　“啊，自然，他们的生意按您的标准算不了什么，哪能达到您目前的高位啊。可他们在当地也够舒服，够受敬重的了。我是这么想的，对您的女儿来说，嫁一个受人敬重的大户人家是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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