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3)_谭恩美

三

　　“我想去看非洲大象，”苔莎一屁股坐在我们的床上，然后扳着手指头算，“还有无尾熊、有刺的食蚁兽和座头鲸。”我老是弄不懂她从哪儿学来这套排列事物的癖好——从菲力那儿？从我这儿？还是从电视上？

　　“要说‘请’，”菲力提醒她，“再说，动物园里也不会有鲸。”

　　我转向克利奥，我有时担心她在自信的姐姐身边会变得畏畏缩缩。“那么你想看什么呢？”我轻轻问她。她盯着自己的脚尖，想了一会儿，最后回答说：

　　“随便。”

　　我回到罗斯巷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已经沉寂下来了。下午灼热的阳光已经不再刺眼，唐人街人行道两旁周末嘈杂的市声也沉静下去了，整条巷子变得十分冷清，光线灰蒙蒙的，几乎带点淡绿色。

　　街的右面还是那家老的理发店，是阿福开的，我注意到他还是在用电推子给顾客修剪络腮胡子。街的对面还是一连串的住家连店铺，其中一家专替顾客运送祖先纪念物到大陆，赚点服务费。街的尽头是一家算命店的前门，窗子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招牌，声称“数字最幸运，算命最吉祥”，但挂在门上的牌子却写着，“暂停营业”。

　　我穿过那扇门的时候，黄色的窗帘沙沙作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姑娘，她双手按在玻璃窗上，两眼死死地盯住我，神色忧郁。我向她招招手，但她没有反应。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不是属于这儿的人。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离花店没几间门面的三福贸易公司，它的货架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瓷器和木雕的神像。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管这地方叫神仙店。它也卖佛教葬礼上用的那些东西，什么纸钱啦，纸珠宝啦，香烛啦，等等。

　　“嗨，珍珠！”是店主洪先生在跟我打招呼，叫我进去。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以为三福就是他的名字哩。后来我才知道，在广东话里，三福就是“三次祝福”的意思，据我母亲——或者不如说，据她的香港顾客们说，“三福”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说“傻乎乎”。

　　我母亲曾说过，“我早就劝他改个名字，那样运气会更好些。可他说他的生意已经够好啦。”

　　“嗨，珍珠，”我一进门，洪先生就说，“我已经给你母亲准备了一些东西，明天葬礼上要用的。你替我带给她，好吗？”

　　“没问题啦。”他递给我一包软乎乎的东西。

　　我猜，这就是说，姨婆的葬礼将以佛教的方式举行。尽管她加入第一华人浸礼会已有好多年了，但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和我母亲就不再参加活动了。无论如何我认为姨婆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其他信仰，那倒不一定是佛教的，只要能消灾降福的迷信仪式她都坚信不疑。以前每当进她的屋子，我总是爱玩她的祭坛，一个红红的小寺庙，里面摆着中国神像，前面是一个仿铜的香炉，插满了点燃的香，旁边供奉着橘子、幸运牌香烟、飞机上出售的小瓶约翰尼牌红威士。这一切都很像降生在马槽上的基督的中国翻版。

　　此刻，我已经来到了花店门口。它坐落在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只有一个小型车库那么大，看上去又熟悉，又凄凉。红框店门上的防盗铁框已锈蚀不堪，玻璃窗上用中英文合写着“丁和花店”几个字，但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因为花店坐落的地方太偏僻，看上去总是黑洞洞、局促促的，今天也还是那个样。

　　所以，我母亲和海伦舅妈选择的地方实在不能说是闹市区，但看来她们干得还蛮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棒极了。毕竟，这么多年来，她们几乎没有赶过时髦，也没有使这地方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我打开门，铃声叮当作响。一股刺鼻的扼子花香扑面而来，这种气味总是使我联想到殡仪馆。室内光线幽暗，只有一支日光灯管吊在现金出纳机上方，我母亲就在那儿，她站在一只小脚凳上，以便能从柜台上照看到外面，鼻梁上架着一副从廉价商店买来的老花眼镜。

　　她正在用中文打电话，话说得飞快，一面不耐烦地打手势叫我进去等着。她的头发从后脑直垂下来打成一个结，一丝不乱。今天，这个纽结由于加上了一鬏假发而变得更加浓密，她管这假发叫“马尾巴”，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戴上它。

　　实际上，凭她那尖声的大嗓门和一连串否定词“勿一勿一勿”，我就能断定她正在用上海话，而不是用普通话踉对方争论著。这就严重了。争论的对象很像是附近的一位鲜花供应商。我母亲一面按着计算器上的数字，一面大声地报着计算结果，好像这些数字就是法典。她按了一下现金出纳机上“停止营业”的按钮，抽屉一弹出，她就抽出一张折叠着的发票，劈里啪啦地用肘子猛地把它掀开，然后报出一连串数字。

　　“勿！勿！勿！”她毫不让步。

　　这个现金出纳机通常被用来存放一些杂物，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出纳机已经坏了。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初次买下这房子和所有家产时，她们马上就发现，每当交易额加在一起里面出现一个“9”字，整个出纳机就卡住不动了。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出纳机。我母亲对我解释道，这是为了“防盗”。一旦她们遭劫（这类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强盗只能抢走小抽屉里的四个美元和一堆小钱。大笔的钱放在柜台底下一把破茶壶里，那茶壶放在一个少了插头的电炉上，壶嘴已经摔断过两次，是用胶水勉强粘上去的。我猜，她们想没有人会在抢劫商店时想到要一杯冷茶的。

　　有一次我对我母亲和海伦舅妈说，强盗决不会相信店里只有四个美元的。我认为她们至少得放二十个美元在现金出纳机里，这计谋才行得通。但我母亲认为二十美元给强盗太多了。海伦舅妈也说要费那么多钱她会“急出病”来的——既然如此，要这计谋干吗呢？

　　当时，我很想自己出二十美元来证明我的观点。但转念一想，有什么好证明的呢？此刻当我环顾店堂时，我想，也许她们是对的。谁会跑到这儿来抢几个比公共汽车票钱多不了多少的钱呢？这地方凭它的老样子就能防盗。

　　店堂里还是灰不溜秋的水泥地，跟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地面已经被磨得又滑又亮。柜台上铺着同样的装饰纸，两边是绿白相间的竹叶格子花，上面是木纹纸。甚至连我母亲正在用的电话机也还是同一架老式的黑机子，带圆盘的拨号盘，话筒线是棉包线制的，不能伸缩，也不会卷起来。那么多年来，石灰墙壁已经泛黄，斑驳不堪，1989年的地震又给它增加了裂缝。总之，这地方整个看起来把蜘蛛网的零落和腐叶土的霉味全占了。

　　“好，好。”我听到母亲说。看来她已经和那位供应商达成了妥协。终于，她搁下了话筒。尽管我们从圣诞节以后几乎有一个月没见面了，但我们还是没有拥抱和亲吻，而去看菲力的双亲或他的朋友时，我们通常是要这么做的。母亲从柜台边走了过来，口中嘟哝着，“你想得到吗？这家伙居然骗我！想要我付一笔额外的运费。”她指指脚下的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铅丝、透明胶纸和一些绿的蜡光纸。“上星期他忘了送来，这可不是我的错。”

　　“多少额外的费用？”我问。

　　“三美元！”她嚷道。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我母亲会为这几个美元而大动肝火。

　　“算了吧，不过三个美元嘛——”

　　“我倒不在乎这几个钱！”母亲气冲冲地说，“他在骗我，这是不对的。上个月，他也想再加一笔额外的费用。”我想她准又要开始跟我大讲特讲她上个月发生的战斗了。忽然，门口出现了两个穿着体面的金发女子，正朝里面东张西瞧。

　　“开开门好吗？你俩谁会说英语吗？”其中一个用德克萨斯口音问。

　　我母亲顿时满脸堆笑，连连点头，做手势叫她们进来。“请进，请进。”

　　“啊，不麻烦你们了，”其中一个说，“你能告诉我们幸运饼干店在哪儿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母亲的脸已经拉下来了，她连连摇头，说：“听不懂，不会说英语。”

　　“你干吗这么说呀？”那两个女人转身走入巷子时我不禁问道，“想不到你这样讨厌外地游客。”

　　“不是讨厌外地游客，”她说，“那饼干店的女人有一回对我很凶，我干吗给她介绍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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