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美国人？中国人？(2)

美国人？中国人？(2)

　　然后，这女孩子代我填写了一份表格，我再把她所写的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完全能默写下来为止。在姓名一栏上，我填上琳达·孙，生辰日期：1918年5月11日，出生地：中国太原。而在职业一栏，我写上神学院的学生。

　　最后，在接受了我更多的钱之后，那女孩子又给了我一个忠告：“首先，你必须找个丈夫，最好是找美国公民做丈夫。”

　　大约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她很快又补充着：“当然，美国公民也有中国人。‘公民’并不一定指高鼻子外国人，但如果你丈夫不是美国公民，那你还得做第二件事，就是生个孩子。是男孩或女孩在美国倒问题不大，反正他们都不会给你养老送终的，你说呢？”我们哈哈大笑。

　　“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小心，”她对我说，“如果移民局问你有几个小孩，或者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必须回答吓，你还没结婚呢。’语气要诚恳虔诚，表情要真挚坦然。”

　　当时的我，一定显出一种困惑的表情，因此她马上接下去解释着：“要知道，你一旦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他可以让母亲也作为美国公民留下，懂不懂？”

　　但令我困惑的不是这，而是为什么她说我应该语气要诚恳，难道平时的我，给人的印象还不够诚恳坦直吗？

　　我女儿总跟人家说，我是从中国经过一段长途颠簸才来到美国的。这话是不对的。我并不是那样穷。我是乘飞机，而不是坐船来的。我的第一个婆家给了我一笔钱，然后我做了十二年的电话接线员，也积了一笔钱，因此我并不穷。但我乘的那班飞机，却飞了三个星期：它在香港、越南、菲律宾、夏威夷等地都要停留，因此待最后抵达美国时，我再也扮不出一副真诚快乐的表情了。

　　女儿，你还者要跟别人说：我是在“中国屋”餐馆遇到你父亲的，说是我有一次从甜饼馅里吃出一张命运纸，上面写着，我将嫁给一个黑黑的漂亮男人，我刚把那张纸放下，那个饭店侍应生就冲着我笑，后来，我就嫁给他了。你真会胡开玩笑。你父亲根本从未当过侍应生，我也从不上这餐馆吃饭。从来只有美国人才爱上“中国屋”吃中国菜。如今这家“中国屋”餐馆已拆掉了，在原址上造起一家麦唐纳餐馆，而中国招牌上则写着“麦东楼”三个字。这简直在胡搞，什么“麦东楼”！唉，你呀，你们呀，都被那种假中国化迷惑住了。让我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你吧。

　　我刚到时，海关处并没人问过我什么刁难的问题，他们核对了我的证件后，就让我进关了。我决定先去找那个北京女孩提供给我的地址。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来到加利福尼亚街，看见一幢高耸的大厦，这是老圣玛利亚教堂，布告栏上写着：上午七时到八时三十分，中国礼拜。我默记着这个时间表，以防万一移民局问我在哪里做礼拜，我就可以对答如流了。随后我穿过马路，对面是一幢普通楼房，只见墙面漆着这样的字样：今天的得救为了明天的安宁①——美国国家银行。当时我就想，噢，那就是美国人做礼拜的地方。今天，那个圣玛利亚教堂还在，可当年那幢低矮的银行已拆掉了，竖起一幢五十层楼的大厦，就是现在，你与你的未婚夫在那儿供职，盛气凌人地应付每个纳税人的地方。

　　【①英语得救与储蓄为同一词，琳达在这里搅混了。——译者注】

　　当女儿听到这里，总会乐得哈哈大笑。看不出吧，老朽的母亲也会讲几句笑话的。

　　我继续沿着小坡路往上走，街道变得越来越狭窄、阴暗和肮脏，虽然一路上能不时看看各种有中国特点的装饰，却都是粗糙蹩脚得很，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要把中国风味中最落后的部分作为特色来点缀？他们为什么不建造些庭园或水池之类？

　　我终于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尽管我早对此不抱太高的希望，但那个吵闹肮脏的环境，还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幢绿色大楼，一大群孩子老鼠样在楼道上窜蹦着。在402号，一个老太太出来了，她一开口就抱怨着，她足足等了我一个礼拜。然后，她又很快就写下几个地址给我，随后她向我摊开她的手，我给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说：“小姐，”她用汉语说，“这里是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她说：“唷，你以为我这个咨询如此廉价呀！”我只好再给她一美元，她这才不吭声了。

　　我按照这个老太太提供的地址，在华盛顿街找到一个廉价公寓安下身。这种廉价公寓，通常都位于一家小店楼上，然后，又根据那花了三美元才获得的咨询名单上，我找到一个每小时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那可是个可怕的工作。本来我希望能做个售货员，但我的英语不行。而这个工作，是为外国男人做按摩。我马上知道，这种行当，犹如中国的四等妓女无疑，因此我马上辞掉了，并用黑墨水把那个地址涂掉了。而其他职业，大多由广东人和台山人垄断着，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这里，打下了根基，发了洋财，由他们的重孙或玄孙掌握着整个华人区的命脉。

　　由此想到母亲曾对我说过：“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颠簸的，这很有道理。后来，我就在一家甜饼工场做事。我们坐在机器边的高凳上，机器上不断运送出滚烫的小煎饼，而我要做的，则是抓起那滚烫的金黄色的煎饼，嵌进一张命运条，然后趁着煎饼尚未变硬时，把它们对折。这工作看着简单，却十分辛苦。你如果下手太快，会让烫黏的面团灼痛手指，落手太慢，甜饼就会变硬，那就无法嵌进命运条，而且这个煎饼也就报废了。

　　只做了一天，我的十只手指就给灼得通红通红。第二天，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因我一天到晚得盯着煎饼看。第三天，我的臂膀都抬不起来了。但熬了一个星期后，我就能轻松地应付这种纯属机械的操作了。这时，我才有暇发现，我的一边是个沉默寡言的广东老妇人，她不苟言笑，至多自己用广东话唠叨一阵。我的另一边，是个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女工，我发现她边上盛次品的桶内，次品极少，我怀疑她根本把那些做坏了的煎饼吃掉了。她长得很丰满。

　　“暧，小姐，”她常常这样压过机器的隆隆声叫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让人愉快，因为，她也讲国语。“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地决定他人的命运？”她这样问我。

　　我一下没听懂她的意思。她便顺手拈起一张命运纸用英语朗读起来：“不要在洗衣服时与人打架，否则即使你得胜了，你的衣服也会变脏的。”

　　我还没能听懂，她又拣起另一张纸条念道：“钱是万恶之首，它会让你因不满足而去盗窃。”

　　“什么废话！”我说着，并决定应好好学一下这些美国谚语。

　　“这就是命运！”那年轻女工解释着，“美国人以为这就是中国谚语。”

　　“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鬼话，”我说，“这些话语毫无意义，根本不是什么命运，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不，小姐，”那个年轻女工咯咯地笑着，“这些晦气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送到其他那些倒霉鬼手里的，看看谁得到它们了。”

　　这个年轻女工，就是许安梅。看，就是安梅姨。现在又老又怪的安梅姨。

　　有一天，安梅对我说：“琳达，这个礼拜天到我们教堂来吧。我丈夫的一个朋友，想找个中国太太，当然，他还不是美国公民，但我肯定知道，他有办法拿到公民身份的。”就这样，我认识了你父亲龚丁。这次的结婚可不像我上次的婚姻，这次我可以自己选择：行或者不行，我都可以自己选择。

　　但第一眼看见你爸，我就不大顺眼。他是个广东人！我怎能嫁给一个广东人呢？但安梅姨却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不在中国，不再需要非找个同乡故里的丈夫不可。在美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同乡。”

　　第一次与你父亲见面，我们两人都挺害羞的。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方言：广东话和国语，我们便一起去上英语课，讲英语，有时将汉字写在纸上来帮助理解对方的意思。但对于要结成一对夫妇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而这样的谈话方式，颇像英语课上的会话：“我看见一只猫，我看见一只老鼠，这是帽子。”

　　但我很快就觉得，你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会用中国戏剧里那种夸张的表情，与我谈话。

　　比如，他手绕着自己头发，手脚不停地划动一番，我便知道，他所供职的那个太平洋电话公司，工作有多紧张多忙乱。你实在不了解你父亲，他具有演员的天才。

　　后来我才发现，他的职业，并不如他所描绘得那样忙，那样重要，甚至也没那样好。这时，我可以与你父亲用广东话对话了，我总要问他，为什么他当时不找一个更好一点的职位？这时，他便装聋作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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