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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妈妈!(1)


  ——吴精美的故事

  五个月以前,在一次为庆祝中国阴历新年而举行的蟹宴上,妈送给我一个护身符,那是一块垂在金链条上的玉,这块玉不是我自己看中的。它几乎与我的小手指一般大小,绿白两色相混,精工细作地雕刻着许许多多花纹。依我的目光看,它作护身符不大合适,块头大大,颜色也太绿,而且太矫饰。因此我就顺手把它放进我的一只漆器盒中,过后也就忘记了。

  然而这些天我却想起了它。我弄不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妈在三个月前去世了,再无人向我解释它的含义。她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过三十六岁生日的前六天。

  现在我天天佩戴着这块玉,我想这上面雕刻的图案,一定有它们特定的意义,因为那些线条和花纹,对中国人常有某种特别的解释。当然,我尽可以向琳达姨、安梅姨或其他中国朋友请教,但我深信,她们所讲的,远远不会就是我母亲所想表示的。即使她们跟我解释过,那上面的石榴花纹,表示妈希望我能多子多孙,可多子多孙了,又怎样呢?

  因此,我也分外注意别人颈上的这种类似的饰物——那种和我一样的约两寸大小的垂物,是椭圆形的,滴绿生青。但我们很多人,佩戴着它却对其含义一无所知。例如上个周末在一家酒吧里,我发现有个侍应生,他颈脖上也吊着这么相似的一枚,我便指着我自己颈脖上的那个问他:“你这东西是哪来的?”

  “我妈给我的。”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妈要给他这个。自然,那已侵犯他人隐私了,活像个包打听。这种问题,只可以由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发问。反正在一群黄皮肤黑头发人中,两个中国人之间,才有种自家人的感觉。

  “在我离婚后,她把这给我了。我想自有她的道理的。”

  但我却从他话中听出,他自己都对这枚吊饰的意义有所怀疑。

  就在去年的新年饭上,妈一共煮了十一只蟹,每人一只后还可以有个人多吃一只。那是她和我一起在唐人街上买的。我爸妈的住处,离我供职的广告公司只相隔六条马路,因此一周中,我倒有两三次,在下班后弯到他们那里去,妈总烧好一桌好菜等着我。

  那年的中国阴历新年是周四,因此我早早地下班后,便陪着妈去采购年货了。妈七十一岁了,仍旧健步如飞,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腋下夹着只彩色塑料包,我则拖着小拖车跟在她后面。

  每次我们在唐人街踱步时,她总要议论一番其他的中国女人。“香港太太。”那次看着两个打扮讲究,穿着貂皮黑大衣的太太走过时,她便低声嘟哝了一句。当另一个戴着手编绒线帽、穿着男式衬衣的女人走过时,她则不屑地翻翻眼睛:“广东人,乡巴佬。”而她自己,则穿着浅蓝色的化纤长裤,上面是大红的绒线衫、外罩一件小孩子穿的绿色羽绒外套——很是与众不同。她是1949年到美国的。自从1944年她从桂林战火中逃出后,她北上重庆,便在那里结识了我爸,然后他们又颠沛到上海,再从上海出逃到香港,然后从那里乘船抵达旧金山。她跋涉了好多地方。

  她边走又边向我抱怨我们二楼的那个房客:“……真个是,甩也甩不掉他们……”早在两年前她就借口有中国亲戚来住,而要赶出他们,但那对房客就是不理会她,说他们将按期付清房租,却不会迁出:除非她的中国亲戚真的到来。从那以后,我就不得不耐着心去听妈编派那两个房客的坏话了。

  “那个男人,每倒一次垃圾,要用那么多的垃圾口袋,这不是存心要我破费吗?”

  那位太太,是个黄头发的、很有艺术家气质的女人,一次曾经把自个房的墙壁漆成吓人的大红和大绿。“真是太可怕了!”妈至今提起还心有余悸。“而他们一天,不知要洗上几次澡,起码要两三回,哗啦哗啦的,整天只听见水龙头淌着水!”

  “上个礼拜,”她说着说着又来气了,“那个外帮人还诬告我,”她一律把黑头发的高加索人称外帮人,“说我将毒药拌在他家的猫食里,要毒死他们的猫。”

  “哪只猫?”我确实见过,常有只大耳朵的雄猫跳在我家厨房窗外,对着我妈张牙舞爪。

  “这只死猫,常在我们门口翘起尾巴拉尿,臭死了!”妈不住地怨声载道。

  一天,我看见她提着一吊滚烫的开水,在楼道口追着那只猫。因此我怀疑她说不定真的会干这种事。但我决不能去帮别人的腔。

  “那只猎后来到底怎么了?”

  “它走了,不见了!”她幸灾乐祸地呵呵笑着。

  在唐人街的斯托克顿,我们几乎逛遍了每一家水产店,寻找最新鲜的螃蟹。

  “千万不能拣进死蟹,”妈用中国话警告着我,“连叫花子都不吃死蟹的。”

  我用铅笔伸进蟹篓去拨弄它们,看看它们是不是生龙活虎的。其中一只蟹在挣扎时,挣断了一只脚。

  “放回去,”妈在一边轻声暗示我,“吃缺脚蟹,在新年是不吉利的。”

  但一个穿白制服的男人,用广东话与妈交涉着什么,妈的广东话,与她的国语一样的糟。反正,两个拉呱了半天,那只缺脚蟹连同它的断脚,一起给塞进了我们袋里。

  “没关系,”妈自圆其说,“这只缺脚蟹是作为外快给我们的。”

  我八岁那年,我妈请生日饭那天,也吃过一次蟹,其中一只蟹,与我建立了感情,它会顺着我的铅笔指点一路爬过来,可未及我给这个新宠物起名,妈已把它扔入锅放在水里煮了。我恐惧地盯着温度逐渐升高的大锅,清晰地听见它们在里面的挣扎声,我看见一只鲜红的蟹脚从锅盖里伸出来,我尖叫了一声。我但愿它们,没有足够的智商可以区分烫水洗澡和慢慢烫死之间的区分。

  为了庆贺中国新年,妈特地请了她的老朋友琳达姨和龚田夫妇,不用询问,妈就知道,龚家那帮孩子准也会跟着来。他们的孩子们,我是指三十八岁的儿子文森特,他还住在自个父母家里,还有他们的女儿薇弗莱,她与我年纪相仿。文森特打电话来询问,他能否把女朋友丽莎勒姆带来。薇弗莱则说,要把她的未婚夫里奇也带来。里奇与她在一家公司做税款代理人。她还问及我爸妈那里有无录像机,因为她还要把她与前夫所生的四岁的苏珊娜也带来。万一苏珊娜坐不住了,就可以放《木偶奇遇记》给她看。同时,妈提醒我,应该把我的钢琴教师钟先生也请来:他还住在老地方。

  所以这样的人数再加上爸妈和我,一共十一个人。可妈当时,只算了十个人的份。因为她认为苏珊娜根本只是一个小孩子,不能把她算进去,至少就蟹而论,没有她的份。可妈却没考虑到,薇弗莱可不是这样想的。

  一盘煮得通红的蟹刚端上桌,薇弗莱第一就给自家女儿挑了一只最好的饱满扎实的螃蟹。然后,又把第二好的,放在她的未婚夫里奇盘里,第三好的,则留给她自己。她做这些,内行得很。因为她早从她妈那里,学到了这套拣蟹的本事。于是,以此类推,她的母亲,自然也给丈夫,她儿子及儿子的女友,还有她自己,拣了好的螃蟹。轮到我妈,盘里还剩下四只蟹,妈把四只中看着最饱满的一只,夹给了老钟。因为他快九十岁了,完全该受到这样的尊敬。然后,她将第二好的,送到我父亲盘里。现在,盘里只剩下两只螃蟹,其中一只就是那第十一只断脚蟹。

  妈端起那盛蟹的盘送到我跟前:“拿吧,已经凉了。”

  我不太喜欢吃蟹。自从八岁那年,看见活生生的蟹给煮成鲜红色后,我便对蟹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但我不能拒绝妈送上来的食物,因为这通常是中国母亲表现爱的一种方式。她们对孩子的爱,通常不是表现在拥抱和亲吻上,而是坚定又不断地给他们蒸汤团,煮鸭肫干和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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