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

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1)

　　——薇弗莱·龚的故事

　　一

　　我陪妈去一家我很中意的中国餐馆午餐，希望可以使她散散心，但常常却成为一种折磨，以不快而告终。

　　我们约在“四方”餐馆。妈见到我，劈头就是一句：“哎呀，你的头发怎么搞的？”她不满地看看我头发，用汉语说。

　　“什么‘怎么搞’的？”我说，“我刚刚剪了个头。”那是罗雷先生特地为我设计的一个新发型，那种笔直的，前边是一列浓浓刘海的，两边不对称的发式，是很时髦的，然而决不新潮。

　　“那边似给砍掉了一截，”妈说，“你该向他们要回你的理发钱，让他们赔你呀！”

　　我叹了口气。“妈，我们就太太平平吃一顿午饭吧。”

　　她便不做声了，紧紧抿着嘴巴，眼睛贴着菜单细细琢磨着，然后咕噜了一句：“这张菜单上，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她抬手拍拍服务员的手臂，用手指抹抹筷子，啧啧摇摇头，说：“瞧这油腻腻的，你要我用这来夹菜？”然后，她便用热茶重新烫过自己的碗筷，一边劝说我们的邻座，务必也要学她的样。然后，又叮嘱服务员，汤一定要滚烫的，当然，这个烫，得由她自个的舌头来做鉴定。

　　“你不该这样唠叨。”我制止着她。这时，她正在为多付掉的两元钱与服务员纠缠不清，因为她点的只是菊花茶，而不是绿茶。“再说，如此激动，对你的心脏也不好。”

　　“我的心脏根本没病！”她怒气冲冲地否定。

　　这话不假，医生们早就声称，现年六十九岁的老母亲，血压却像十六岁的人那样正常，有如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强壮有力。她生于1918年，命中注定，她也像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固执和忠实勤恳。我是属兔的，1951年生。兔子嘛，顾名思义，自然是不安分的，好动和敏感的，脸皮薄，动作快。因此，我和妈，似命定就是互相冲克的。

　　勉强应付过那顿午餐后，我终于硬着头皮告诉妈：我打算和里奇·谢尔顿结婚了。我已经准备好，她听了这消息后，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

　　我的朋友玛琳曾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你要这样紧张？里奇并不是什么端不上台面之辈，要知道，他好歹也是一个税务经纪人，与你一样的税务经纪人。天呀，她凭什么那样挑剔？”

　　“你不了解我的母亲，”我说，“她反正对谁都看不顺眼，对谁都能挑出一大堆的不是。”

　　“那你就干脆私奔。”玛琳说。

　　“我和马文就是这样的。”我说。马文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我高中时就与他相爱了。

　　“哦，所以你们出走了。”

　　“就是呀。当我妈发现我和他好上了，当下就将鞋脱下劈脸扔上来。正好，这一扔，就把我俩扔跑了。”

　　妈其实并没见过里奇。事实上，每每只需我一提及里奇——比如说，里奇约我去听交响乐啦，里奇带我四岁的女儿苏珊娜去动物园啦，反正只要我一提及他，妈总要急忙用话把它岔开。

　　就我们刚才在餐馆等结账那工夫，我还得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里奇身上：“哦，妈，我跟你说过吗？苏珊娜和里奇俩，可玩得真开心呢。他呀，就……”

　　“对了，”妈立时插嘴道，“我还没跟你说呢，就是你爸，医生们说，可能要先做个造影手术。不过，现在没事了，他们说不必了，那只是因为肠道秘结的缘故。”看吧，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甘拜下风。

　　我付了账，一张十元票面和三张一元的，妈一抬手，将那一元的三张钞票嗖一下持下，然后摸出十三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将它们放在盘里，随后干干脆脆地说：“没有小账！”完了，便回头对我得意地一笑。但趁着她去洗手间的当儿，我还是悄悄地塞给那个服务员一张伍元钞票，他会意地对我点点头表示感谢。

　　“臭死了，臭死了！”妈皱着鼻子出来了，一边轻轻推推我，塞给我一包面巾纸，“要吗？”她从不用外边的手巾纸。

　　“我们分手以前，去我那边转一转吧，很快的，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

　　妈已有好几个月没上我家了。还在我上一次结婚时，她常常随便来访而不事先给个电话或打个招呼什么的，直到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向她提议，如果她什么时候想上我家，至少应该事先打个招呼。从那以后她再不上我家了，除非我向她作正式的邀请。

　　因此打她一进门，我就留心看着她的反应——离婚后，我还是住在原来的公寓。那时，一度有太多的空余时间，可以将居室收拾得井井有条。直到今天，我的家又充满了生活和爱的气息，因此，又重复现出一片凌乱：过道上乱丢着苏珊娜的玩具；起居室里，养着一条四须淡水鱼，那是里奇的宠物；咖啡桌上，两只用过的脏酒杯还来不及洗；还有一架内脏被掏空了的电话机，那是苏珊娜和里奇有一天为着要研究声音是从哪发出而拆下来的。

　　“去后边看看，”我说着，继续把她往里边引，直到后间卧室。我的床都没有铺好，梳妆台的抽斗半开半合著，露出男人的短袜和吊带。妈的脚，不是踏到了运动鞋，就是踢着了苏珊娜的玩具，或者是里奇的便鞋……

　　妈的脸铁青，痛苦地扭歪着。

　　现在，她不得不正视这么个现实：我和里奇已经同居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她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她一定要说一点什么的。

　　我从壁橱里取出一件貂皮大衣，那是里奇送我的圣诞礼物，这是我收到的礼物中最最奢华的。

　　我披上皮大衣自我欣赏着，一边讪讪地说：“可是，这件礼物多少显得有点傻乎乎的，旧金山，无需貂皮大衣。但这似乎也是一种时髦，送妻子或女友皮大衣。”

　　妈一声不出，探头往壁橱里瞟了一眼，那里里奇的领带和西装，和我的衣服挂在一起。她伸手摸了摸貂皮大衣，说：

　　“这算不上是上好的。那是用碎皮拼起来的。再说，毛头也太短了一点。”

　　我觉得深深地受了伤害。“你怎么可以这样来批评一件礼物！”我抗议道，“他这是表示一种心意。”

　　“那正是我所担心的。”她说。

　　经她这么一批评，那件皮大衣似一下子黯然了，失却了原先的光彩和华贵，看上去蔫塌塌、旧兮兮的，俗不可耐。

　　“你还要说些什么吗？”我有气无力地问。

　　“你要我说什么？”

　　“喏，这一切。”我扬手划了个大孤，指着里奇留下的一切痕迹。

　　妈环顾一下卧室四周，再看看客厅，最后说：“你有你的事业，终日忙忙碌碌，你将家里弄得这样一塌糊涂，我还能说什么呢？”

　　妈就是这样厉害，她永远知道如何击中要害。摊上这么个母亲，想象得出，我有多痛苦。她对我所作的每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都深深地嵌入我的记忆中。

　　二

　　十岁那年，虽说尚且年幼无知，倒也十分确切知道，自己在棋艺上有一种天赋，我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棋盘上制胜我的敌手。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而且也养成我的好胜和逞强。

　　妈就喜欢将我本人，也作为奖品一样向众人炫耀卖弄。她常常还要插进来大谈特谈我的棋艺，好像是要以我的参谋长而自居。

　　“是我提醒女儿，将马抄到对方后边去的。这不，她不是赢了！”她会这样大咧咧地对人家如此吹嘘着。当然，这话她说是说过的，但这样的话就是说上一百遍，与我的得胜也毫不相干。

　　她还会对上我们家的那些朋友大言不惭地说：“这下棋，就是讲窍门，只要窍门把住了，哪怕你闭着眼睛走，也会赢的。”

　　我就讨厌她这种卖弄和瞎吹牛。一次，就在斯德克顿大街上，我当场就与她吵起来，当着一大簇路人的面，我对她大嚷大叫，我说她压根儿什么都不懂，为什么还非要充内行？她应该沉默，少开口。不料这一来，倒生效了。

　　当晚，直到第二天，她都不睬我，好像根本家里没我这个人似的。

　　我知道她在使激将法，我才不上她的圈套呢。因此我也不理她，等着她先来开口。

　　就这样，我们互不答理地过了几天。那天，我坐在自己房内，呆呆望着床头那个绘着六十四个方格的大棋盘出神。突地我生出一个主意了：我决定不再下棋了。

　　当然，这只是个计策，并不真的我就此放弃下棋了。于是晚上，我不再似往常那样躲在房里钻研棋艺，却大摇大摆地去起居室，挤在哥哥们中间看起电视了，而且还故意将指关节扳得咯咯响，存心惹得哥哥们大声抱怨着：

　　“妈，你看薇弗莱呀，你快叫她别捣乱，让她出去。”

　　然而妈却只作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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