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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墙外的声音(1)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小时候听妈说,外曾祖父曾将一个乞丐判凌迟处死。后来,这个乞丐的鬼魂来向外曾祖父索命了。反正一个星期后,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人们有的说他死于流行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

  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天,就死了。”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

  “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股无以名状的恐怖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消失并且变成鬼魂。

  我记得,奥克兰我们老家的地下室,老是让母亲不安惊恐,似乎那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年我才五岁。妈想瞒过我,她将一把木头椅子抵住地下室的门,再套上两圈铁链,外加一把大铁锁,来了个双保险。这就更使其显得神秘莫测。我一直想方设法要开启它,直到有一天,偶然我的小手指碰着门,它就启开了,但未及我定下神,便一头坠在一团黑暗里,那种感觉,犹如栽入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待我能大声嚎叫时,发现我已经被母亲抱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她肩头。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坏蛋,他已在里面呆了几千年了,所以从此,我不应再去开启这扇门。她说,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她差点来不及把我拖出来。这个坏蛋,会让我生下五个婴儿,然后把我连带五个婴儿,一顿连骨带肉吞下。

  从那以后,我经常目睹到许多吓人的场面。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恐怖,这种基因,得之于我妈。当我在沙箱里玩沙时,从我自己挖掘的洞里,我似窥到群魔在乱舞。我甚至看到他们青面獠牙的脸庞上,双目闪着绿光,正在虎视眈眈地搜寻着小孩子。一次我骑着三轮自行车玩,忽然发现地上的一只甲虫,竟会呈现出一张孩子的脸,我立即用车轮将它碾扁。再长大一点,我能看见许多别的女孩子看不到的怪事:滚铁环会突然一裂为二,将一个小孩子弹到半空。铁链球会突然脱离链条,击中一群正在嬉笑的孩子中的一个,脑浆溅了满操场。

  我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甚至我妈。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外国姓:“圣克莱尔”的缘故。我一眼看上去,挺像父亲,典型的英国爱尔兰人:高大匀称的个头,但如果他们再走近一点,就会发现,我的脸庞轮廓,不像父亲那般瘦削,我的线条是平缓浑和的,就像海滩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

  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

  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二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

  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

  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

  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

  “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

  “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

  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气、手势、表情和眼神来帮助,有时,她卡住了,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南腔北调地:“说——不——出——了。”这时,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出来。

  “我想,你妈的意思是,她累了。”当妈显得有点沮丧时,他便会这样说。

  而当妈烧出一只可口的菜肴时,他又会那样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家,有着全国最好的管家婆。”

  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处时,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那些我父亲根本想不到的话。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

  当她认为我已经可以独自上学而不用接送时,便叮嘱我:“你只能两点一线,学校到家,别的地方不准乱逛。”

  “为什么?”我问。

  “你不懂。”

  “为什么不懂?”

  “因为我还没把它们灌入你脑袋。”

  “为什么不灌给我?”

  “天呀!这让我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太怕人了。那种坏男人会把你从大街上掠走,再把你卖给别人,待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然后孩子的尸体会在垃圾筒里被发现。以后呢?你就会进监狱,最后死在里面。”

  我知道她又在胡编乱造了。但我也学会了编造,特别有时,当她必需要我为她做一些翻译时。比如那天在一家食品店,她将鼻子伸到打开的罐头里,边上一个男人对她叫喊着。这令我十分尴尬。“他讲的什么意思?”妈问我。我便哄她:他说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还有一次,学校发来一张有关接种防止小儿麻痹症的通知,我除了将上面的时间和地点译给她听以外,还擅自夹了点私货,我说学校规定,全校学生都必需用金属饭盒,因为纸袋会传染小儿麻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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