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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3)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著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烦。比如,他们不会让你享受房屋贷款,因为你兄弟是个共产党员。我就对她说:你怕啥。你已经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了。但她还是胆小。”

  “别看安梅阿姨整日价这般忙忙碌碌,”我妈说,“但她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在忙点啥。”

  我现在看到的安梅阿姨,是个七十多岁、矮个头怄背的老太太了。她郁郁寡欢,迈着瘦骨伶仃的双腿忙碌着。她有老年妇人那种平坦而柔软的指尖。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安梅阿姨做了些什么,以至引起我妈对她如此苛求。其实岂止安梅阿姨,其他朋友,乃至对我爸、妈都觉得有种种的不够、缺陷和失调。她向来以“五行”的缺损来衡量周围的人。

  对“五行”的理解,则是据她自己对有机化学的理解。她跟我说:

  “火”太盛,则脾气大,比如我爸。妈常常要指责他抽烟的陋习,为此,常惹得爸暴跳如雷。我想现在他之所以常对妈觉得内疚,一定是自觉当时,从来没有好好听听妈憋在肚里的话。

  “木”少了的人,就不大会有主见,耳朵皮太软,比如安梅阿姨。

  “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比如像我:学了半拉子的生物,又转向艺术,随后,当上个小小的广告代理商的秘书,这时无论是我的生物课还是艺术课,都只是半途而废。而现在,又当上个自由撰稿人。

  从前我从不在意她那一套,将此作为是中国人的迷信,那一套只是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二十多岁时,我选读了心理学,我便试图说服她,不要对人太苛求,这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有一所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的学校说过,”我说,“父母不要老是批评孩子,相反,却应多多鼓励他们。要知道,人们之所以起而奋之,就是为了要迎合世人的托付和期望,而当你只是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毛病就是出在这里,”妈这样说,“你从来就起不来,懒得起而奋之,那怎么能迎合别人的托付和期望呢?”

  “吃饭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馄饨,快乐地吆喝着。桌上堆着大量的吃食,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就像桂林故事里的聚会一样。爸正在替自己夹炒面。炒面盛在一只大号的铝锅内,四围搁着小塑料包酱油,那一定是安梅阿姨从克莱门街买来的。馄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面上飘着一层葱花。还有一大碟炒杂烩,带甜味的烤猪被切成硬币般大小,还有那种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一卷一卷的,面粉制的皮子很薄,里面的馅子是各不相同:有猪肉糜、牛肉糜、虾仁,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那是我妈常常加工的“营养口口。

  这些人的吃相,可真是不大雅观!好像人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一个个狼吞虎咽。那烤猪肉,被他们一块接一块地送入肚中。他们与桂林的那些女人们到底不一样,他们的食品,要可口美味多了。

  他们吃得很快,完了,男人们便起身离座。于是,似约法三章般,女人们留在桌子边,斯斯文文地把所剩下的佳肴吃完,然后,把碗碟端进厨房堆在水槽内,再依次洗手,她们用力地搓擦着双手。也不知是谁发起这样的仪式。我也跟着把盆碟放入水槽内,然后洗手。女人们正在谈论著龚家的这次中国之行,她们边谈边向公寓后面走去。另一间房里,喜福会的叔叔们早已在扑克桌边就座。那里原是许家四个儿子的卧室,那些寝具箱和油漆剥落的梯子至今还放在里面。乔治叔叔正在发牌,手势之熟练,就像在赌场里混迹过似的。父亲拿出黑猫牌香烟待客,自己嘴上自然也叼上一支。

  我们来到后房,这以前是许家三个女孩子的卧室。我们自小一起玩耍,现在她们已各自成家,而我,又重番回到她们房里来玩耍。一切似乎都没改变,除了有一股浓重的樟脑味。我觉得,似乎罗丝、露丝和盖丽丝,立时会走进来。白色的线织床罩磨损得几乎成半透明状。那阵,罗丝和我两人常爱躺在上面边谈论著男孩子,边拨着上面的小穗子。什么都保持着原状,除了房间中央多了一只桃花心木的麻将桌。桌边是一盏黑杆落地灯。杆上挑起三盏蛋形的聚光灯泡,犹如一棵宽叶橡皮树。

  并没任何人指点我:“喏,这就是你妈的位置。”然而,甚至在大家还未各就各位前,我就有一种感觉,这张靠门口的座位,就是我妈的。那是桌子的东首。

  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我妈说过,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

  安梅阿姨在我左侧入座,然后把麻将牌往绿呢桌面上一倒,说:“洗牌。”大家伸手抹着牌,骨牌互相撞击着,发出闷闷的哗哗声。

  “你的牌艺有你妈好吗?”坐在我对面的琳达阿姨,绷着脸问我。

  “念大学时,我曾和几个犹太人稍稍玩过。”

  “噢,犹太麻将!”她不屑地拉长着声音。“那完全不一样。”我妈也常这么说,但她从不解释为什么。

  “或许今晚我不应该就上桌子,我应先在一边看看熟。”我提出来。

  琳达阿姨生气了,觉得我像小孩子般不懂事:“我们总共只三个人,怎么搓?就像只台子只有三只脚,三缺一。映姨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叫来了她的兄弟。你父亲把你叫来,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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