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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第八章 捉鬼的人

  我得感谢国内税务署把我们领向了举行婚礼的教堂。

  我们——两个函授大学生——在一起住了三年。为了坚持我们共同的梦想:“形成一种实质性的差别”,我们都到社会服务领域去工作:西蒙是清除违规——一个帮助有着犯罪记录、陷入麻烦的青少年的组织——的顾问;我则是另一个机会——一项针对怀孕的吸毒者的工程——的延伸工作者。我们挣得不多,但是在看到国内税务署从我们每月支付的支票中扣除了那么多的税后,我们计算了一下如果提出联合申报我们能够节省多少钱:一年整整三百四十六美元!

  伴随着这笔数目在我们贫穷的眼睛前晃来晃去,我们争论著政府偏袒结婚者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们俩都同意税收是政府强制性权力的一种阴险狡诈的形式,但是为什么要给这个政府三百四十六美元去买更多的武器呢?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去买新的立体声喇叭。我确凿无疑地记得,是西蒙提议我们结婚的。“你认为怎样?”他说,“我们该合并起来联合申报吗?”

  婚礼在金门公园的罗多登郎花园附近一个我们揣度是既自由自在又富于浪漫气息的露天场地里举行。但是在那个6月的日子里,却有阵阵寒风吹进来漫天的白雾,拂甩着我们的衣服和头发,所以在结婚照片上,我们和我们的客人看上去都是衣冠不整的样子。当众生教堂的牧师正吟诵着婚礼的祝福词时,一个公园的官员又来大声宣布说:“请原谅,各位,举行这样一个集会是需要获得许可的。”于是我们匆匆忙忙地交换了婚姻誓词,打包装起婚礼野餐食品和礼物,把它们都拖回到我们在斯坦洋街拥挤的公寓里。

  就像雪上加霜一样,结婚礼物中没有一件实用的东西,而那却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用来置换我们那乱七八糟地凑起来的床单、毛巾和厨房用品的。大多数我们的朋友送的是各种各样夫妻间的玩笑性礼物;我的前继父——鲍伯——送了我们一只水晶花瓶;西蒙的父母赠给我们一只雕刻的银质盘子。

  我家里其余的人则一个接一个的试图在找到“某个特殊的东西”——我们未来的重孙将在作为遗产来继承上胜过别人。我的母亲送来的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在拥抱的金属雕塑创作,一件巴拉特·辛——她现在的男友——创作的艺术品;我的弟弟汤米提供的是一架老式的弹球机——他每次来访都要玩一下;凯文给了我们一箱红葡萄酒,要我们把它们给放上个五十年。但是在与朋友们过了几次即兴的周末聚会后,我们只有一个颇为不错的空酒瓶收藏了。

  邝的礼物事实上相当漂亮,也极其令人惊异。那是个中国黑黄檀木盒子,盒盖是雕饰出来的。当我打开盒盖时,那《我们是路》的音乐就以一种生硬而愚蠢的节奏响了起来。在放珠宝的空格里放着的是一包茶叶。“让美好的感觉长久地延续下去。”邝解释说,同时给了我一个会意的眼色。

  在我们婚姻的最初七年里,西蒙和我在几乎一切事情上都想尽办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在随后的七年里,我们做的似乎恰好相反。我们不像他和艾尔萨那样在诸如适当的过程、肯定的行为以及福利改造等重大问题上争论,而是在琐碎小事上辩论不休:如果你在倒入橄榄油之前把锅子加热,食物的味道会好点吗?西蒙说会的,我否认。我们并没有大吵大闹,但是经常拌嘴,仿佛出自于习惯似的。而这使得我们相互间没有好声气,更不用说爱情了。

  至于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秘密欲望,我们无法再讨论了。它们太模糊,太唬人,太重要了,所以就呆在我们身内,像个恶性肿瘤似地生长,成了一个自我吞噬的实体。

  回顾往事,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们的婚姻竟然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其他人——我们的朋友——婚姻的持续,是不是出自于习惯、或者冷漠、或者某种恐惧——反馈成希望,然后希望又释放出恐惧——的奇怪结合。我从未觉得我们的婚姻要比任何别的什么人更糟糕,就某些方面来说,我感到我们的婚姻还要比大多数人好些:在聚餐会上,我们是有模有样的一对;我们保持良好的体形,过着不错的性生活;而且我们还在一件很大的事情上是一致的:我们自己的事业——主要是为公益和医学团体处理公众关系。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发展了一批稳定的顾客——国家肾移植基金会、脑瘤研究基金会、几个医院以及一个颇能生财的户头:一个坚持要用大量吸脂之前与之后的女人屁股照片来印制广告的邋遢诊所。西蒙和我在我们公寓的一个房间里工作,我是摄影师、设计师、桌面排版工、粘贴艺术家;西蒙则是撰稿人、顾客接待经理、印刷联系人、财务总管。在美学方面,我们各自都很尊重对方;在小册子的布局、字体大小以及标题上,我们则寻求达成共识。在这一行里,我们是毫无愧色的专家。

  我们的朋友过去常说:“你们两个可真幸运。”在很多年里,我都想让自己相信我们就像他们羡慕地认为的那样幸运。我推想我们的那种争吵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恼怒之举,就像皮肤下的小刺,汽车上的凹痕,一旦我们对此花点儿工夫,轻而易举就能够排除掉。

  然而,到现在已过去几乎三年了。我的教父达德利——一个退休会计师,自从婴儿时代后我还没见过他——死后留给我一个小型基因拼接公司的股票,它们在他死时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到遗嘱执行人把这些股票转到我名下时,这个基因公司上市了,股票则因拆细而增加了几倍。由于去氧核糖核酸在商业上造成的奇迹,西蒙和我有了足够的钱去买——甚至是在价格飞涨的旧金山——位于绝好地段的一幢漂亮房子。

  我们是想买,但后来我母亲建议我与我的兄弟和邝共享我的这份幸运。她指出,说到底,达德利是父亲的朋友,而不是我曾特别亲近的别的什么人。她说得没错,但是我希望凯文、汤米以及邝会说:“留着它吧,谢谢你想到了我们。”我的希望是过大了。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邝,她竟尖叫着跳起舞来,就像在幸运之轮节目中的竞赛者。在我们分割了这块继承来的馅饼并且交了一大笔税后,西蒙和我只足以在一处有问题的地段付现款买下一幢朴素的房子了。

  结果则是,我们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寻找一个家。西蒙建议买的是在尘雾缠绕的落日地区的一幢五十年代的整修过的房子,他认为我们在几年后把它卖掉就能够使我们的投资翻番。而在我心目中的则是位于很有前途的贝纳尔高地的一幢颇显陈旧失修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一个可以改造成甜蜜之家的家的地方,而不是一种投资。“你是在说甜蜜之案的茅舍吧。”在看了一处房产后西蒙说道。

  在我们称之为“未来的潜力”的这个方面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同。当然了,这种潜力与我们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俩都知道住在陋室狭居需要清新和丰富的爱情,这种爱情会使得爱人们除了幸福地在同样狭窄的双人床上依偎着取暖外,对一切都毫无所谓,可西蒙和我却在很久以前就发展到了享用一张特大型床及有着双重控制的电热毯的境地。

  在夏日一个浓雾弥漫的星期天,我们在太平洋高地区域的边缘一幢六单元的建筑上发现了一块欢迎来访洽购一套合作公寓的牌子。说边缘,我指的是它凭一些破破烂烂的组成部分依附于这个时髦的社区。这幢建筑的后部坐落在西艾迪逊区域,朝那儿的门和窗都装着防锯的钢栅栏。它距太平洋高地区域中最繁华热闹的街道有整整三个街段和两个税收等级,居住的都是些有能力养得起宠物狗、情妇和第二家庭的人家。

  在公共门厅中,西蒙捡来一张卖房传单,上面尽是些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令人迷惑的陈述:“一套中等奢侈、双重标准、下太平洋高地区域的合作公寓。”他大声读道,“位于一幢由声名卓著的建筑师阿奇博尔德·梅修建于一八九三年的显赫而一度壮观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厦。”令人惊奇的是,这张传单上还吹牛说有十个房间和一个停车位置,而全部的要价仅占我们预算的一小部分。可我们所看到的能提供使用的一切决没有多于五个房间——如果把车房也算上,则是六个。

  我批了第五单元的门铃,“这价钱就这个地段来说倒是不错。”我评论道。

  “可它甚至都不是分套购置的公寓,”西蒙说,“与合作公寓的人住在一起,我听说,你甚至连改变你灯泡的瓦数都不得不遵守那愚蠢之至的规定。”

  “看那个楼梯扶手,我怀疑它就是最初的木制品。那难道不妙吗?”

  “那是假的,你从那比较精巧的卷曲可以分辨出来,它们太规则了。”

  由于西蒙对这个地方似乎丝毫也没有兴趣,我准备提议我们离开。但是随后我们听到楼梯上传来迅速的脚步声,一个男人叫喊道:“我马上就来。”西蒙漫不经心地十指交叉握住我的手,我都已记不得上次他那样做的日子了。不管他怎么批评,他必定是喜欢上了这幢建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它足以要我们去拥有一对幸福婚侣的外表、要我们有坚实的经济收入并能在整个契据待完成期间充分稳定地持续下去。

  地产代理人原来就是那份卖房传单的炮制者,是个穿着漂亮的秃顶年轻人,名叫莱斯特·罗兰或者罗兰·莱斯特。他有个令人恼火的习惯:经常“咳咳”地清喉咙,从而给人一种他不是在撒谎就是在准备做令人难堪的仔悔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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