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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屈指一算,梅夫人审查“不良”小说时,已是辛亥革命后八年。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了二十年,殖民地的英国女人竟然还保守到这种地步。更可怕的是英格丽当图书室管理员的时代,在西方,女人已然公开参与世界。三十年代是女性勇于宣扬的年代,德国的雷尼雷芬丝姐为希特勒拍了一部《意志的胜利》,举世传颂。法国的香奈儿设计的服饰,早已带着女人穿出自信。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居然还停留在“妇女不宜”的玩意。

  黄蝶娘说我大惊小怪。

  “维多利亚时代式的性压抑,严重到当男人说些狼亵的话,女人——如果她是真正的淑女一听了必定当场晕厥,需要用嗅盐赶快把她救醒。”她望着我,“你一定以为淑女装模作样,故意做作。”

  “如假包换。”

  “错了。她们的大脑下命令使她们晕倒,这是一种教养使然。我从小跟这些女人打交道,这方面懂得比你多,相信我。”

  我相信她。

  “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三〇年对香港的英国女人来说差别不大。他们还活在维多利亚时代。”

  晚会那晚,黄理查德一个人前往,他先吩咐中环鲜花店送去两打含苞待放的黄玫瑰。英格丽上台高歌一曲《夏日最后的玫瑰》,台下最热烈的掌声来自黄理查德,她原谅西恩·修洛一次失约,以后又试着透过黄理查德接近这个单身女子个个垂涎的银行家,每一次都是黄理查德单独赴约。两人的谈话总是围绕着西恩·修洛,一直到找不到话说为止。黄理查德转而赞美她美妙的嗓子。英格丽找到了知音,絮絮说起她想当声乐家的志愿,从小就是伯明翰故乡教堂圣乐合唱团的主唱,学校的音乐教师看中她的天赋,甚至课后还给她个别指导。

  “何时请再高歌一曲,贝克小姐,让我聆听你那云雀般美好的声音?”

  黄理查德引用诗人的诗句。他办了一张妇女会图书室的借书证,为了多接近她,经常去借书。

  “下一次演唱,唉,不知何年何月了。上次没先练好嗓子,声音有一点干涩,当然不仔细是听不出来的,我自己可很不满意呢!”

  妇女会二楼的房间很小,只摆下一张床、一个衣橱和书桌,英格丽隔壁房住的是韦尔斯来的女护士长,年纪很大,不穿制服也是全身僵硬,像个严厉的女管家。

  “我哪来胆子在房间练唱,连浴室也是公共的,只好闭住嘴,有时候真的憋不住了,跑下去关在地下室展开喉咙唱个痛快!”

  英格丽无奈的垂下眼睛。一副寄人篱下的委屈。

  “啊,多么遗憾——也许有法子可想——”

  入秋后一个飘雨的黄昏,英格丽关上图书室的窗门,拎着鸟笼,正要下班。电话响起,黄理查德在另一端说要给她一个惊喜,他为她找到一个幽静隐密,可大练歌喉的所在,是一栋筑在半山宝云道尽头一个红土坡的小绿屋,周围种了一片相思树林。屋主是个退休独身的工程师,上个月去世,侄子从爱丁堡赶来奔丧,小绿屋交给法院拍卖,黄理查德一看就觉得适合英格丽练嗓子。

  “——法院拍卖排到十二月初,我先把钥匙拿到了。趁这空档,欢迎您随时来练唱。贝克小姐,想象您站在窗前,捧着双手,对着林子唱歌,哗,美妙极了——”

  小绿屋客厅的壁炉、墙纸,以及拥挤摆满一屋子维多利亚桃花心木的家具,使英格丽思念起她伯明翰的老家。对着黄昏的秋雨,涌起了阵阵乡愁,她不禁展开喉咙,低声唱起《夏日最后的玫瑰》。

  歌声在相思树林里回荡。雨停了,美丽的蓝鹊成群结队,扑拍牠们宝蓝色的双翅,忽上忽下滑翔,蓝鹊朱红的嘴和脚爪一闪一闪的,仿如随着英格丽的歌声起舞。

  黄理查德简直看傻了,一曲终了,他感动地叹赏:“连鸟儿都被您的歌声吸引,贝克小姐,您太了不起了!”

  英格丽将小绿屋当别墅,带着她的鹦鹉乔治来过周末。黄理查德帮她安顿就绪,吃了她亲手做的花生酱三明治,便说天色已晚,请贝克小姐休息,拿起帽子告辞,英格丽陪他走到阳台,逗着鸟笼里的鹦鹉,要牠说再见。

  “唉唉,乔治,又剩下你和我了,可怜喔!”她戏耍着鸟儿,向身后的黄理查德说:“黄先生,也许你不肯相信,每个晚上临上床前,必须先把乔治放到衣橱内,关起门来,我自己才敢脱——”

  对她的欲言又止,黄理查德好奇地问:

  “哦,这是为什么?”

  “要不然乔治看到我脱下衣服的身体,会挑起牠的兴奋,整晚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嘴里发出咕咕的求偶声,烦恼得很呢!”

  黄理查德突然把帽子一扔,伸手扳过英格丽雪白的肩膀,把她从鸟笼拉过来,第一次吻了她。

  多年后,黄理查德回味那一个晚上的举动。如果当时戴上帽子离开,他将会为自己堂堂正正一个男人居然不如一只鹦鹉而终生抬不起头来。只是他吻了这心仪久矣的白种女人,还是金发蓝眼,最纯种的白种人,他给自己的勇气吓住了,回过神后,不敢再有进一步的行动,以当晚没有留下来使他引以为憾。

  为了感激“乔治”,黄理查德到古董店买了个工艺精巧镶着白银的鸟笼,两只青花细瓷小杯薄胎细致,古董店老板一口咬定是前朝清宫流散出来的文物。隔天他拎了鸟笼,又带了绿豆粉、酒饼虫、水果去孝敬鹦鹉乔治。

  五

  一个旧的香港逐渐在我眼皮底下消失。

  先是广九铁路的终点站红砒火车站的红砖一块块无声无息拆除殆尽,只留下尖沙嘴一座钟楼孤伶伶地面向维多利亚海港,凭吊逝去的荣光。接下来掌握殖民地金融经济命脉的汇丰银行,半个世纪前开幕酒会曾经被赞誉为“从开罗至旧金山之间最先进的建筑物”。

  十二层高稳如盘石的宏伟建筑,也在怪手、推土机的摧残下夷为平地。浅水湾酒店在改建之前,举行了一连串的惜别舞会,来宾穿上二三十年代的服饰,随着爵士乐翩翩起舞,怀旧一番。

  有百多年历史、殖民者权贵象征的香港会所也难逃拆除的命运。

  黄蝶娘陪她建筑师朋友到香港会所出席一个保存古迹会议,这个团体的成员主要是久居香港的英国专业人士,会议上号召与会者联名给港督施加压力,让他收回成命保留这栋建于上世纪末文艺复兴风格的古老建筑。

  “坐在已经限期要拆的香港会所,听这些英国人你一句我一句说出千百个必须把它当古迹保存的理由,实在太荒谬了。”黄蝶娘不无感慨他说,“坐不下去,我就离开了。走出会所,一阵风吹来,再睁开眼睛的剎那,我突然感觉到香港整个改变了,可不是吗?旧火车站、老的汇丰银行、浅水湾酒店,全都消失了,连香港会所也时日无多!”

  我深具同感。

  可是,一个新的香港也在冒起。五十二层东南亚最高的建筑康乐大厦,造型具现代感的太空馆落成了,地铁通车了,海洋公园正式开放,连锁快餐店一家家到处都是,还有市区边缘蹿起的一栋栋公共屋屯,给低收入的市民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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