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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3)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

  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

  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他说。

  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

  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

  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

  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

  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

  “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

  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

  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

  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

  “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

  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

  《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

  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

  “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

  “后来呢?”

  “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

  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

  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秀美。

  那张地址,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动它。

  被问了好几次,说好已经转人介绍了,只等我去一趟,认识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学,交一个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结识了我日后的朋友——笔名陈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与我联络上,问起我,当年她笔下的《乔琪》曾否看见我自己旧日的影子?

  当年的老师,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画室筑在与正屋分开的院子里。

  谁都知道顾家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有时候,在寂静的午后,偶尔会有女孩子们的笑声,滑落到我们的画室里来,那份小说世界里的流丽,跟我黯淡的生活是两岸不同的灯火,遥不可及。

  有一个黄昏,我提了油污斑斓的画箱下课,就在同时,四个如花似玉、娇娇滴滴的女孩儿也正好预备出门。我们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惊异,彼此都曾打量,老师介绍说,都是他的姊妹。我们含笑打了招呼,她们上车走了。

  在回家的三轮车上,我低头看着自己没有颜色的素淡衣服,想着刚刚使人目眩神迷,惊鸿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觉,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丑小鸭。

  在那样的年纪里,怎么未曾想过外表的美丽?我的衣着和装扮,回忆起来只是一片朦胧,鲜艳的颜色,好似只是画布上的点缀,是再不会沾到身上来的。

  在我们的家里,姊姊永远在用功读书,年年做班长——她总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惊觉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亲要打扮。母亲带着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选了黑漆皮的,我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爱不释手。

  没有路走的人本来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悦的不肯脱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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