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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陌生人的死(3)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

  “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的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的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荷西呆望着这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

  “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

  “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麻疯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

  “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

  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

  “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着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加里呆呆的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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