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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下午茶


  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我每个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点,常常下着小雨,带点寒意。我们总是开了暖气,燃起灯,泡好了热茶,才开始谈话。

  一辈子拒绝写回忆录、不愿意被采访的余先生对摆在桌面上的几部录音机有点儿不惯,也不让我把小麦克风别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别怕录音机,我不也在作笔记吗?

  讲到东北战争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他忘了录音机的威胁,抓起麦克风当道具:喏,这是沈阳,这是长春,公主岭在那边……,更激动的时候,就把笔从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作战地图来。

  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到了晚饭时刻,管家把饭菜摆上了桌,渐渐凉掉,凉掉了再热。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时发现已是夜里九点,他已经口述了五小时,却一点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我们该谈下去谈下去,彻夜谈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他很虚弱,从回忆的缠绵迷宫中抽身而出,显得不太舍得。到了饭桌上,他又开始叙述起来,我于是干脆将收好的录音机又取出来,把盛饭声、喝汤声、咳嗽声、笑声和历史的空谷回音一并录进。

  好几个下午和夜晚,风雨无阻地,我们坐在灯下工作。有时候我带来一把乱七八糟的糖果,问他吃不吃,他总是说“吃”。于是我们一人一个,剥糖纸吃糖。我放纵自己想喝浓咖啡,问他喝不喝,他总是说“喝”。于是我们一人一杯滚烫的咖啡,慢慢儿喝,就在那冬日暖炉边。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宂竟容不容许吃糖果喝浓咖啡,但是他兴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场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剥起来发出脆脆的声响,灯光照着,泛出一团炫丽。

  有一天晚上在叙述中碰到一个细节,“这我说不清了,”他说,“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电话给他。”算算时间,是美国西部的清晨两点。我犹豫着,他也犹豫着。

  然后他下了决定,说:“打吧!”

  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电话不断地拨,总是传真的声音,试了许久,只好放弃。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头丧气。

  他又拾起一颗糖,慢慢儿地在剥那五彩缤纷的糖纸。房子静悄悄的,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四岁孩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糖,溥仪刚退位;我看见一个十岁的学童在江苏的村子里看《史记》,直皖战争爆发;我看见一个十来岁奶声奶气却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读《饮冰室文集》被梁启超深深震动,“五卅惨案”正在发生;我看见一个英气逼人的二十岁青年在南京街头追打误国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世界;我看见一个心里藏着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轻人忧郁地踏上驶往伦敦的轮船,怀里揣着姊姊给的手帕,蒋委员长正在进行对共军的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的部队遭到胡宗南的突袭,损失惨重。我看见……

  我看见一个文风郁郁的江南所培养出来的才子,我看见一个只有大动荡大乱世才孕育得出来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典型一一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远,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执著,因为他相信,真的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

  我看见一个高大光明的人格。

  可是鲸鱼也有浅滩的困境。动完剧烈的手术再度出院,他在思索静养的地方。我说,太湖边吧!你是水乡的孩子,到湖边去休息,看看水和柳树,放一箱线装书在柳树下,线装书书目我提供,从陆游《入蜀记》到苏轼诗集,我帮你准备。

  他好像在听一个不可及的梦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轻轻呼唤自己的名字,带点不可思议的向往与情怯:是啊,太湖边、柳树下、线装书……

  半晌,他回过神来,深深叹了口气。

  我知道,我知道那叹气的意思。余先生,我平和地说,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位九十岁的人回到他故乡的权利。

  我很平和地说,可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

  他没有去太湖,他去了日本,去了新西兰。风光明媚如画的地方,但是,那里没有一个龟头渚,渚上有小屋,屋中曾有一个一九三二年,男女同学在星空水光中流着眼泪唱着歌,谈抛头颅洒热血、谈救国家救民族……

  从新西兰休息回来,我发现,他已经衰弱到无力叙述的程度。从新西兰一路抱回来的绒毛黑狗,他说:“送给你。”黑狗明显的是只婴儿狗,幼稚可爱得令人难以抗拒,我抱着上班。可是他怎么会买玩具狗?九十三岁的眼睛和四岁,竟是同一双眼睛?灵魂里,还是那看《史记》的孩子、深情而忧郁的青年?

  在病房里,握起他仍旧温暖的手,我深深弯下;眼泪滴在他手背上。江南的孩子啊,带着我们的不舍和眼泪,你上路吧。如果这个世界这个世纪的种种残忍和粗暴不曾吓着你,此去的路上也只有清风明月细浪拍岸了。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重逄;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纪的史记里。

  附记:余纪忠先生(1910—2002),江苏武进人,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就读。一九四九年来台后,创办台湾大报之一《中国时报》,余先生戒严时代守护知识与真相,不遗余力,树立了一代报人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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