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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滋夫妇(2)


  我询问他的国籍,他迟疑片刻,说是黎巴嫩人。这种不必要的迟疑,证明他在撒谎。关于这一点,我倒有点困惑不解了。赫尔滋故意隐瞒他的国籍,应该有个解释。

  谈到他的职业,他说他曾经在飞机场做过翻译员。这“曾经”两个字,意味着一件事:他目前并无职业。我相信我的猜测不会错,赫尔滋的自尊与傲慢还没有因为贫穷而消除。

  由于实施戒严令的关系,闲着无聊,我们曾经做过一次长谈。在谈话中,我发现赫尔滋是一个喜欢回忆的人。他说他曾经在开罗开过小店。他说他曾经在旧金山一家大公司做过联络员。他说他曾经在马德里做过小贩。他说他曾经在柏林一家旅行社里做过秘书。他说他曾经在中东一个小国家做过政府官员。总之,赫尔滋是一个喜欢陶醉在过去而又必须用“过去的光荣”维持自尊与傲慢的人。过去的种种,对赫尔滋来说,等于燃料,经常在替他制造生命的推动力。他的苍白的脸色,说明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力仍强,并未因贫穷而失去挣扎的勇气。

  我们谈得起劲时,“丽的呼声”又播出当局的决定,说是自即日起实施全日戒严,除上午八时至十时内,市民可以出外购物,其余时间必须留在户内。至于何时解除戒严令,当视情势而定,另行公告。

  赫尔滋的脸色更加苍白了,一点血色也没有。我正欲提出问话,他却霍地站起,疾步走入自己的房间。这天晚上,N旅店的房客多数很早就上床,我也不是例外。午夜过后,我被杂乱的吵架声惊醒。吵架声来自赫尔滋房内,声音嘹亮,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吵些什么。

  第二天上午八时,我走出N旅店前往报馆时,在街角遇到赫尔滋。

  “早安,赫尔滋先生,到巴刹去买东西?”我问。

  他露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然后用低沉的语调反问:

  “你去买东西?”

  “我到报馆去看看。”

  “十点以前必须回旅店。”

  “我知道。”

  一辆计程车疾驰而来,我挥手截停。抵达报馆,才知道情况仍极严重。梧槽律、阿拉伯街、惹兰苏丹、文达街等处依旧有小规模的骚乱。我当即赶去莱佛士坊,在一家士多买了一些罐头食物,搭车回去。

  中午,赫尔滋先生与他的太太又吵架了。吵了一阵,只剩下赫尔滋太太的饮泣声。晚上,那位肥胖的太太忽然像一匹脱羁的马似的,从房内奔出,快步走下楼去。毫无疑问,她已暂时失去理性。这是宵禁期间,任何人出现在街头,必遭警方逮捕。我见到这种情形,忙不迭追下去,在旅店门口一把将她拉住,用英语对她说:

  “不能走出去。”

  她歇斯底里地大声呐喊:

  “我饿!我要吃东西!”

  “你上楼去,我拿些东西给你吃。”

  她的理性迅即恢复,被赫尔滋拉了上去。我又拿了两罐罐头食物给他们,赫尔滋红着眼圈对我说:“不知应该怎样感谢你才好。”

  我笑笑,走去电话机边,打了一个电话给报馆。据报馆的同事说:情况依旧严重,宵禁可能还要继续几天。搁断电话后,我立刻想起了赫尔滋夫妇。要是宵禁继续实施的话,这一对贫穷的夫妇必将遭遇更多的困难。

  这天晚上,我在会客厅休息的时候,赫尔滋又走来跟我聊天。他承认他是犹太人。

  宵禁又继续了五天。在这五天中,赫尔滋夫妇不知道吵过多少次。赫尔滋太太在宵禁解除的前夕突然晕厥。大家以为她患了急病,由旅店账房打电话急召救伤车送去中央医院救治。第二天早晨,宵禁解除,赫尔滋从医院走回来,我在电梯口见到他。

  “情形怎么样?”我问。

  “好得多了。”

  “患的是什么病?”

  “没有什么,只是饿昏了。”

  我取出烟盒,递一支烟给他。我说:

  “你必须找一份工作。”

  赫尔滋目无所视地望着前面,仿佛完全没有听到我讲的话,沉默片刻,说出这么一句:

  “我是犹太人!”

  这样的答复,使我百思不解。我不明白:一个赫尔滋这样的犹太人怎会连一份最低贱的工作也找不到。记得暴动刚发生的时候,赫尔滋曾经对“种族抵牾”有过很大的忧虑。

  宵禁解除后,他还是像过去那样:一清早出街,中午时分带一只长面包回来。每一次带长面包回来时,总是用一张旧报纸紧紧包裹着,蹑足而过,仿佛那面包是用不名誉的手段弄来的。其实,我对他的心情倒是相当了解的。一个自尊心尚未完全消失的人,天天吃长面包,总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不能顾到体面的事,越来越多。除了夫妻吵架外,旅店的账房先生也在加紧向他追讨房租了。赫尔滋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哪里还有能力缴付积欠的房租?我断定:赫尔滋是迟早要被旅店当局赶出去的。

  关于这一点,赫尔滋太太也知道。因此,在一个大雷雨的晚上,赫尔滋夫妇又吵了起来。这一次赫尔茲太太发了很大的脾气,将茶壶茶杯之类的东西摔碎后,犹如一支飞箭般从门内冲出,一边哭,一边嚷,脚步搬得很快。使我感到困惑的是:赫尔滋太太离去时,赫尔滋并不追赶。

  第二天早晨,在会客厅见到赫尔滋,发现他的眼睛布满红瘀血丝。

  “你的太太走了?”我问。

  “是的,她走了。”赫尔滋答。

  “为什么不将她追回来?”

  赫尔滋叹口气,答话时,声调微抖:

  “她迟早要离开我的。”

  对于赫尔滋的际遇,我相当同情;但是除了送些罐头食物给他充饥外,不能给他更多的帮助。

  赫尔滋太太出走后,不到半个月,赫尔滋本人因为积欠房租太多,被旅店当局赶了出去。赫尔滋离开旅店时,我在报馆做工。我回到旅店,从伙计的嘴里获悉这件事。我不知道赫尔滋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过,每一次经过他曾经住过的房间时,心里不免有点惆怅。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赫尔滋睡在康乐亭旁边的石凳上。醒来,脑子里听到的第一个思念便是:赫尔滋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居住问题。

  我最后一次见到赫尔滋,是非常偶然的。那一天,我从报馆出来,走去“红灯码头”的邮政总局寄信。信寄出后,需要一些日用品,走去莱佛士坊的罗便臣百货公司选购。

  莱佛士坊是银行区,也是新加坡的心脏地带。凡是外地来的游客,想采购货物,莱佛士坊必然是第一站。正因为这样,白昼的莱佛士坊总是熙熙攘攘地挤满行人。

  当我买好日用品走出罗便臣公司时,后边忽然有人用英语对我说:

  “先生,请你可怜可怜我!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回头一看,竟然是赫尔滋。

  他瘦了,比在N旅店时更瘦,两眼深陷,颧骨高耸。

  “还没有找到工作?”我问。

  他想答话,却没有发出声音。我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塞在他手里,他的眼眶里有晶莹的泪水涌出。他用泪眼向我呆望片刻,费了很大的劲,说出一句“谢谢你”,掉转身,仿佛一只受惊的兔子,疾步窜入人群,瞬即不见。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赫尔滋了。有时候,午夜梦回,因为听不到这对贫贱夫妻的吵架声,反而觉得宁静,有点可怕。

  有一天晚上,我到“新世界”邻近的麻将馆去打牌,赢了钱,几个在歌台做工的朋友要我请他们到三龙街去吃消夜。在这些朋友中间,有一个常在烟格赌档出入的驼子忽然提议到一家下等客栈去看“隔壁戏”。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就谈呀笑地走去寻找刺激。

  那是一家下等客栈,肮脏,黝黯,说是客栈,其实是妓寮。当伙计明白我们的意思后,立刻带我们走进一个没有灯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墙壁上有很多小洞,将眼睛凑在小洞上,可以看到精彩的“隔壁戏”。当我将眼睛凑在小洞上时,我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起来了。那个在邻房出卖肉体的女人正是身形像木桶的赫尔滋太太!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九龙宵禁解除后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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