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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是星期日,无所事事的悠闲使我感到不耐。起先,我坐在玻璃窗口向阳的地方晒着太阳织毛线。织毛线是在学校劳作课里学的,老师教我们织一种风尾的花样,这边减针,那边加针,搅得人头昏脑胀,一不留神,就又织错了一排。织错一排,就整个花纹都错,我心里一烦,索性把它放下,望着楼窗外面那淡白的阳光出神。
  楼下院里有一排龙柏,绿油油的,房间里又有暖气,所以不觉得这已是初冬。尤其是早上的阳光,涂在龙柏的绿叶上,显得很有生机的样子。我一时很想出去跑跑,就到客厅找大妹和二弟,他们两个部不想出去,我看见继母坐在沙发上做抽纱的台布,就对继母说,我要到梨栈街一家水果店去买红果酪。继母答应了,我就穿上大衣,走出了房门。
  下楼之后,出了那么用的铁门,我就往市街的方向信步走着。
  风很有点冷,不像在家里隔着窗子向外面看的时候有暖洋洋的感觉。我把大衣领子竖起来,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我的大衣是深蓝色的,圆翻领,直腰身。继母总说,深蓝配大红最好看,所以,她给我买大红色的手套和大红色的围巾,旗袍也是枣红的。但是我却喜欢深蓝和白色在一起。因为我觉得那样显得纯净些,素淡些;也显得有点感伤和冷傲。在那个年龄,感伤和冷傲是最迷人的,我不喜欢蓝与红在一起时的那温暖与合群的色调。这一点,我和继母总是谈不来的。而她却说:“等你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喜欢温暖合群的红色。”我并不相信她的话,每人的爱好是天生来的,所以,当我自己出来的时候,我就带白毛线围巾,和白皮手套。
  我沿着天津租界那特别整齐的人行道走着。我没有目的,只是感觉着那初冬的阳光和微微带点刺痛的寒风,看着脚下那很均匀的方砖,迈着一定大小的步子。当我想拐弯的时候,我就没着那整齐的人行道拐过去。时间还早,租界里是一片清静。有一两个外国妇女牵着小狗或推着婴儿车逛街。我很喜欢看她们那整齐利落的打扮,和穿着平底鞋走路的那份满洒。
  清晨的空气使我觉得愉快,我本来也并不急于买红果酪,只是想出来走走而已。所以我就这样信步走着。当我想要拐弯的时候,我就拐弯。不知不觉,我竟围着法国花园绕了一个圆圈。正当我发觉我又来到三十二号路口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一个人,倚着法国花园那矮矮的栏杆站在那里。一见他,我不禁冲口而出地叫道:
  “你怎么也出来了?”
  原来他是宪纲表哥。
  宪纲表哥还穿着昨天邵佩玉拿给他的那套西装。是棕色的,头上戴了一顶很少见到的墨绿色扁扁的呢帽,那呢帽向前微微倾斜着,盖住了他半边前额。他的右臂上挂着一件大衣,是茶色起小方格的。他平静而含蓄地望着我笑着,没有说话。我只得又问他一句: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在这里?”他平静地反问我,伸手由口袋里掏出一个金色的烟盒,弹开了,抽出一支,放在唇边,再把烟盒放回去,仍然用那只手去掏打火机,他用的是左手,动作怪别扭的,而他就那么别别扭扭的、慢吞吞地用一只手仔仔细细地摸索着,打着了火,再把打火机放回裤子的小口袋里。
  他喷了一口烟,仍然保持原来的姿势对我看。
  “我出来买东西,你呢?”我问。
  “我出来闲逛。”他说。把烟放在嘴里,又拿下来,看看烟头,带着一份善意的挪揄,笑着加上一句,“我不到法国花园买东西。”
  我知道他在讽刺我,于是我辩护似地说:
  “我只不过是兜一个圈子。”我看着他脸上那份善意的挪揄,说:
  “没想到碰见你。”
  他弹掉了一截烟灰,换了一个站立的姿势,说:
  “我陪你走走。”
  我没有动,口中却说:
  “是你陪我走走,还是我陪你走走?”
  他用无可奈何的眼神望着我,没有说话。
  “我不需要你陪我走。”我说,“但是,假如你让我陪你走走,我也很愿意。”
  “好吧!”他妥协地说,“大表妹,你陪我走走。”他把大半截香烟扔掉,把大衣交到左手,拍拍我的肩头,说:
  “我烦得要命!真的!烦得要命。”
  我抬头看他,他漂亮的眼睛里一片阴郁,我正想提昨天的事,他却先开口说:
  “你两次到我家,都被你看见我挨骂。”
  我在他旁边走着,他个子很高,我只到他的肩膀,所以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必须仰起头望着他,我说:
  “上次你没有错,这次你有错。”
  “你说我忘了我父亲的生日?”
  “嗯。”
  “我并没有忘记。”他说着,从大衣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方形纸包,他打开纸包,把里面一个小小的锦盒递给我,说:
  “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那黄底织红X的锦盒,见里面是一个金鱼形的白色秀明的笔洗,下面有一个褐色的木托,里面还放着一个小匙,小匙是银质的,上面刻着花纹。小匙的柄是朱红色的。
  这笔洗是水晶的,”他说,“小匙的柄是红珊瑚,很名贵的。这是我费了很大心思,买给我父亲的生日礼物。”
  “但是,你没有给他。”我把盒子盖好,慎重地交还给他。”
  他默默地点头,把盒于接过去,连纸包一同胡乱塞回大衣口袋里。走了几步,才说:
  “所以,我觉得人生有许多事都怪好笑的。当一个坏人决心想做点好事的时候,常会产生这种好笑的结果。”
  我忽然觉得为他伤心起来,我说:
  “那是你买的?”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是很贵吗?”
  他又点了点头。
  “你哪里来的钱呢?”
  这他才俯下头来看看我,说:
  “这个笔洗是我在旧货摊上无意中看到的。别人不识货,以为是玻璃的,所以卖不出去。只有我小时候见过水晶做的东西,其实,它已经卖得够便宜了,不然我也买不起。我知道它是值钱的,所以我把它买下来了。我也知道父亲喜欢这些东西。”
  我同情地看了看他,说:
  “也许,你早一点回家就好了。”
  “当然。”他叹了一口气,“不过,为了讲价钱,我直到那时候,才把这件东西买到手。”他停了一下,又说:“而且,我实在也有点不敢见他,你知道,陈绿芬走了三天,我三天没有睡觉,那样子,像个鬼。”
  这我才想到陈绿芬走后,他是多么伤心。从那天晚上,他到我家来找陈绿芬,没有结果以后,我就一直不知道他又做了什么。昨天在大舅家,当然没有机会想到这些。于是,我便问他:
  “你说你三天没睡觉?”
  他点点头说:“三天,两夜。我到处找她。后来,我在车站等她,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睡觉。我希望碰到她。我猜,她可能搭火车回哈尔滨去。她家在哈尔滨,你也许知道。”
  “晤,后来呢?你等到她了?”我尽力置身事外地问。
  他摇摇头,说:
  “我不知她到哪里去了,她没有去车站,那去关外的车已经开过去好几班了。”
  我心里忽然有一阵内疚的感觉。我原以为宪纲表哥不会这样痴心地去找陈绿芬的。他打了陈绿芬,他待她并不好。他应该不在乎陈绿芬是否离开他的。但是,我发现宪纲表哥并不像我以为的那么轻松。他的焦急与憔悴,使我觉得是我害他如此,而有些对不起他。
  完纲表哥并没有注意我心情的变化,他自顾说下去:
  “我在车站等来等去,到了昨天下午,我想,也许她会回去,回到那营造厂去。于是,我就回到营造厂。当然,她并没有回去。她走得真坚决!我没想到她这样坚决!”
  我很歉疚地沉默着。“我在那小屋里转了一圈。”他接下去说,“偶然看见墙上的日历,我翻了翻,发现已经是旧历的九月初五,我想起,这天是我父亲的生日,当时,……你不知道我怎样想……”
  我抬头看了看他。
  “我想,我对不起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冷冷静静地说着,“我对不起陈绿芬,也对不起邵佩玉,也对不起我父亲。人家说我是个花花公子,大概没有说错。我太任性,也太自私。我想,我应该学着做个好人。”说到这里,他忽然仰天嘲讽地笑了笑,又伸手去掏香烟,把香烟点着,吸了一口,把烟慢慢地喷在那冬日的蓝空里,他带着那份嘲讽,说:“我让自己忘掉那三天两夜。我跑到天祥市场去,以赎罪的心情,给我父亲买件他最心爱的生日礼物。然后,我要回家,告诉他,我将改邪归正。我还要去告诉你表嫂,我以后要对得起她。陈绿芬有陈绿芬的将来,她走了,就让他走吧!”
  他俯下头来看了看我,问道:
  “你说对不对?嗯?”
  我茫然地点看头。
  “当然对!”他自己回答了他的问话,但紧接着,他又朝讽地笑了两声,然后沉默着走了几步,说:“但是,你不知道,一个坏人是没有资格做好事的。我以为我是为了回家给父亲过生日,可是,后来我想,也许我只是太疲倦,我需要休息,我才回家。我失去了陈绿芬,我才回家。我那副样子,本来也没有资格说是为了给父亲拜寿。大家骂我,是应该的。本来就是我不好。”
  我抬头看了看他,他的声音很冷静,他漂亮的脸在墨绿色呢帽下面显得有点阴暗。于是我问他:
  “表嫂知不知道你给舅舅买东西?”
  他摇摇头,落寞地笑笑,说:
  “你表嫂整晚都在踉我讲道理。”
  “她说什么?”
  “她说的都是对的,譬如:读书啊!上进啊!给家里增光,给她争面子啊!……”
  “你呢?”
  “我?”他把烟蒂扔掉,站住了脚步,去踩灭那烟蒂,踩得很用力,很仔细,仿佛下了很大决心要把它百分之百的踩灭似的。然后,他看着那被他踩得扁扁的烟蒂说:“我是不可救药的!我太累;所以我睡着了。让她一个人去说。”
  我又抬头看了看他,他的呢帽斜斜的覆盖着一半前额,他的长眉压着那无精打采的眼睛,他的脸色发青,而嘴唇干裂。我又问:“你知道我要去买什么?”
  “嗯?”他有点茫然地问。
  “我去买红果酪。”
  “晤。”他心不在焉地答。
  “我想。你该吃点东西。”我说,“特别是该吃点水果之类。我陪你去,好不好,我请你吃红果酪。”
  他把自己从种种失落的愁绪中召唤回来,拍拍我的肩头,说:“好,我带你到文利吃早点,然后你请我吃红果酿。”
  从文利出来,他精神振作了些。我说我该回家去了。他站在那涂着阳光的人行道上对我看了一会儿,说:
  “你知道吗?回去别告诉我姑姑说和我在一起。”
  我点着头说:“我知道。”
  “她怕我会把你带坏。”他补充地说,然后又反问我,“你觉得我会把你带坏吗?”
  我摇摇头。
  他笑了笑,说:
  “我告诉你,一个人假如自己不想学坏,别人是没办法把他带坏的。换句话说,假如他想学坏,不用人带,他也可以很快的变坏。”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又看了看我,自我嘲讽他说:
  “我就是。”
  我注意到他看表,才问他:
  “你要到哪里去?”
  “出关。”他简短地说。
  “出关?”我没听清楚。
  “我搭十点四十分的火车到哈尔滨去。”
  “你?要到哈尔滨去?”我大感意外地问,“你不是说——你不是决心……。”
  我太惊奇了,有点语无伦次。
  他淡淡地朝我笑笑,挥了挥手,说:
  “我不送你,免得被姑姑骂;而且,他又看看表,我从这里走到车站,时间刚好。我想,陈绿芬是在我离开车站的那段时间,回哈尔滨去了。再见。”
  “再见。”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没头没脑地说:“不过,她,她是不会理你的。
  “谁?你说谁不会理我?”
  他走了几步,忽然站住了,回过头来问我。我发现自己说错了话,就不再多说,却催着他:
  “你要去就去吧!”
  他站在那儿怔了一会儿,忽然,由大衣口袋里把那个水晶笔洗交给我,说:
  “这个送给你吧!”
  我把它推回去,说:
  “我不要。”
  “为什么?”
  我说:“你姑姑会怀疑我从哪里弄来的。”
  “你不要给她看见就是了。我带在身上,不方便。而且,我也懒得再看它。”
  他把那水晶笔洗强塞在我手里,又对我挥了挥手,迈开他长长的步子,朝蓝牌电车道那边走去。
  我独自向回家的路上走,笔洗藏在大衣袋里,我警告自己:“是不能给继母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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