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正传(33)_刘墉

三三

　　一言堂　十月十六日

　　公蛐蛐一死，屋里就静下来了。有时候没声音反而觉得更不安。怪不得有人要在屋里放个流泉，时时听水声；有人养鸟，要听鸟鸣；有人爱钟，一间屋子能挂好几个大钟；还有人喜欢在窗外种芭蕉。连我的空气清净机，明明吵得要死，说明书上却说这种频率不会吵，反而有安神之效。也怪不得有的丈夫爱打鼾，他的枕边人非但不觉其扰，哪一天丈夫不在家，还可能因为太安静而睡不着觉。

　　这前后两只公蛐蛐，连着叫了好一阵子，我由时时听到，变得时时听不到，也就是“有听没有到”。既然达到这种境界，它们的突然消失，就真有些不习惯了。

　　或许那些从政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由“一言堂”，大家不敢说话，到突然的“大鸣大放”，当然会不习惯。但是如果这样的局面久了，也适就了，一朝突然又没了反对的声音，会不会也觉得太孤寂呢？

　　所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化”。也可以改成“绝对的安宁，造成绝对的不安。”那不安来自心理的不能“自我肯定”，如同一位太成名的作家，写什么烂东西，别人都用，缺少了批评者，反而自己要不安。绝对的安宁也如同许多没有外侮，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无处发泄剩余的精力，于是搞内斗。连这世界的“冷战时期”结束，都非但不见安宁，民族和宗教的战争反而增多。爱斯基摩人，总处在无边的宁静当中，耳朵应该好，却发现聋子特别多。因为耳朵老不接触声音，偶尔打猎开枪，那枪声就造成严重的伤害，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没了蛐蛐的叫声，使我有点不适应。所幸连着下了几天大雨，秋天的朽叶塞住“天沟”，雨水便沿着四边屋檐往下淌，滴滴答答加上稀哩哗啦，十分吵闹，使我有了另一种安神的音效。

　　不知为什么，一到秋天下雨，就想到李易安（李清照）的“萧条庭院，又余风细雨，重门须闭。”这首词明明是写春雨，我却怎么看，都是描述秋愁。至于她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则恰恰相反，写的虽是秋天，我却怎么想，都觉得是料峭的春寒。大概凡是才子、才女，有点日夜、春秋不分吧！

　　李易安真是了不得的才女，不但克得了丈夫赵明诚，还克得住她公公赵挺之。据说赵明诚死后，李易安写了篇祭文，大概写得太好，害得赵挺之都不敢动笔了。

　　我想不该用“克”这个字，因为太大男人沙文主义。我应该说赵明诚要是没有李清照，早就成为历史沉沙的一小颗，不会被人记得。甚至李易安后来改嫁的张汝舟，也要感谢这个二嫁的老婆，多亏她，张汝舟才能进入历史，而且被后代的人争来争去、吵来吵去，一直吵到今天。

　　可不是么？有一回我在广播电台上谈李清照，说她后来改嫁给张汝舟，居然被一位老先生狠狠骂了，说李易安这样才华高旷、冰清玉洁的奇女子，怎么可能改嫁。

　　我回说，就因为她才华高旷，所以欲望也过人；也正因为她是“奇女子”，所以能向世俗挑战，不但改嫁，而且敢告她丈夫。你细数数，历史上的才女，是不是常有反世俗的行为？我们总说男人有了成就，常把老妻休了；其实女人有了成就，尤其到近代，也常把老公给甩了。老公活着尚且可以甩，老公死了，又有什么顾忌？配偶！配偶！有一边发了，或有一边死了，既然不再“配”，还怎么成为“偶”？

　　我这玻璃瓶里留下的母蛐蛐就是最少二嫁的。你看！前夫被她和后夫合伙吃了，后夫逃亡之后又被刺杀。剩下一个“她”，居然一会儿吃葡萄，一会吃尸肉，过得十分快意，我是不是应该再为她找个主，嫁第三任丈夫呢？

　　突然想到派蒂，这家伙自从“出差”之后，就特别不安。总是扒着罐口的纱布，想往外跑。这也不能怪她，自己摘的水果甜，打完了野食，当然觉得自家的食物不好吃了。

　　她的不安，也可能因为到了“发情期”。外面螳螂的寿命，顶多撑到十一月下旬，到时候算不饿死，也得冻死。加上它们还要怀胎一段时间才能产卵，现在当然该“成婚”了。前几天的那个“客人”，虽然不巧，是只母的，但由同性的接触中，也会激起她性的联想，尽管后来把对方杀了，那被激起的性欲，却再也难以平息。

　　没有错，即使不是同性恋，看到同性的裸体，也会动情，甚至看自己的裸体，都能产生联想。早期的修女，不是在洗澡时，都要穿一件特别的衣服，避免看到自己的胴体，而产生遐思吗？

　　性的不能满足，最会造成不平静。我想，说不定派蒂把朋友杀死，就是因为性的焦躁，而不是为了“猎食”。否则她为什么不把朋友吃掉呢？

　　提到吃，最近连日的大雨，使派蒂的伙食产生很大的问题。幸亏派蒂先在出任务的时候，吃了一只公蛐蛐，后来我的岳父又抓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虫喂她。尽管如此，算下来，她在过去六天，只吃了两餐。

　　所幸她能喝水。自从在“病”中喂她喝过水，现在只要我把“鸭嘴笔”递下去，她就会伸着脖子喝，一次总能喝上四滴水。

　　下雨，除了抓不到虫，更造成我没有机会为她找丈夫，眼看天气愈来愈冷，杀手的脾气愈来愈躁，她的寿命愈来愈短，我自己也开始烦躁了。

　　突然想到台湾著名的昆虫学家陈维帮。他应该算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以前我在成功高中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他。后来去母校教课，更见识了他的“昆虫馆”。以那时候台湾人的经济力量，全靠自己，收藏到那么多世界稀有的昆虫标本，怎不令人佩服。

　　说巧也真巧，今年暑假我去花莲演讲，在花莲机场遇到陈维寿，手上拿了三个透明的塑胶盒，你猜里面是什么？居然是三只小螳螂。

　　“为什么不装在一个盒子里？”我问他。

　　“怕它们把彼此给吃了。”他说。

　　“听说有时候还在交尾，母螳螂就会把公螳螂的头咬下来。”我说。

　　“对！对！对！”他笑着，作出很奇怪的表情：“这样公螳螂才会快乐。”

　　“头被咬掉才会快乐？”我叫了起来。

　　“当然，男人没有了头脑去想，就更能充分享受性的快感了。”

　　“你又不是螳螂，你怎么知道？”我诘问他。

　　“我看得出来！”他很肯定地说。

　　这件事，我才回到家，就告诉了我老婆。老婆也一样问：“陈维寿又不是螳螂，他怎么知道？

　　我没照实转达，一笑，说：“陈维寿说公螳螂告诉他的。”

　　“公螳螂没了头，怎么告诉他？”

　　这下可把我问住了。

　　现在，我又想到了陈维寿。我尤其记得那天在花莲机场，他居然十分慷慨地把一只螳螂，连盒子，一起送给了陪我去的一个学生。

　　我目前就需要他送我一只公螳螂。

　　晚上九点，台北才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秘书：

　　“我不知道陈维寿老师的电话，你帮我去成功高中问，如果正好能联络上陈老师，问问他还有没有公螳螂，如果有，我就把我的母螳螂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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