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40)_林达

四〇

　　“九八”一代著名医生和历史学家马拉尼翁（Gregorio Maranon）的结论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的失败，全是那些开明派的持续的愚蠢造成的，这些人寻求开明进步，却把西班牙弄得不再是西班牙。另一个著名评论家马埃兹图（Ramiro de Maeztu y Whitney）说：“我们选择用变成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梦想，两百年来我们呕心沥血，就是想让自己不再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坚持做我们自己。”

　　“九八”一代最伟大的西班牙科学家卡哈尔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西班牙最近几百年是在进步。十六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为西班牙打开了一个窗口。十八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启蒙思潮，是为西班牙打开了另一个窗口，从此西班牙有了理性思维，有了科学的批判精神。西班牙的道路应该是放弃孤立，走向现代世界。

　　这是世界潮流大变动时期，整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在知识界的反映。这样的讨论在我们现在看来真是很不新鲜。它曾经发生在许多国家，今天依然在发生。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有过格外灿烂辉煌的昔日文明，却又面临时代转折的不尽困惑。人们曾经埋怨“九八”一代脱离现实，批评他们对“他们的那个西班牙”几乎没有起到什么实质作用。他们的作用是如此之滞后，不能力挽社会危亡之狂澜。

　　我想，这是一种宿命。每一个时代，大众和知识群都是分化的。有不同的层次，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使命，或者说——宿命。他们是不可能互换的。正常的社会，就是这两种人群各层次比例恰当的社会；反常的社会，就是他们比例失调的社会；失常的社会，就是一种倾向卷走了所有的人，失去平衡。假如当年的“九八”一代，也一个个如革命者般投身救世的行列，西班牙未见得能立地得救。从久远的今天来看，西班牙文化如果失落了“九八”一代，就显得更苍白无力。而有了他们，西班牙心智后来的复苏，就有了依据。

　　“九八”一代是属于未来西班牙的。使他们能够生存的，是西班牙特定的一个社会层面。他们命中注定和底层脱节。

　　就在这“九八”一代的同一时代，大量西班牙人为了谋生而移民南美，昔日他们是那里的主人，今日他们去那里找一个饭碗，这股移民潮甚至持续了将近一百年。这是西班牙的一个侧影。

　　西班牙“近代转折”半生不熟，就被逼到下一个“现代转折”的路口。一个急转弯没有稳住，就接下一个急转弯。

　　对现实的西班牙真正产生影响的，必然是非常入世的政治思想，也是更入世、“更有关怀”的那一大批人。西班牙的现代化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就开始了。法国启蒙的浪头刚刚滚过，其后的战乱、改革、暴动的交替还没有过去，新一波的现代政治思潮，包括最激进的那一波，已经不失时机地涌进西班牙。怎么可能不进来？在一片混沌中沉浮的人们，急急舞动双手，希望顺手摸到一根救命稻草。而激进思想家们，不可能在一片富庶平和的土地上找到知音，他们关注的总是贫瘠焦灼的地区。

　　从拿破仑离开、西班牙向激进的两极分裂之后，两边在信仰和心理上就不是均衡的。

　　保守的一方，始终有宗教信仰，而另一方没有一个类似信仰的东西。如今现代思想提供了这样的信仰。比起一百年前的法国启蒙运动，此刻人们交流的能力大大增强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之父，是从德国的卡尔·马克思那里直接得到的指示，只是经过西班牙式的改造，变成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

　　假如说，西班牙的近代转折佐以拿破仑的输出革命，那么在二十世纪之初，俄国革命之风吹来，此后更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逼迫。西班牙已经有自己的激进左翼，是自己要革命了。在西班牙的大城市里，激进左翼本身又分裂为两大极端，社会主义信仰和无政府主义信仰，两种信仰水火不容。前者是国家要包管一切；后者是个人至上，一切政府皆为罪恶。而他们又都把保守派认作死敌。

　　在更多阅读西班牙现代历史之后，回头再看高迪，感觉必有很大不同。

　　在高迪设计公寓的时候，也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窗外，无政府主义在巴塞罗那起义了，要废除私有财产，烧毁私有财产登记簿，逼迫修女做母亲，暴力血腥不断，史称“悲惨一周”。最后自然也是暴力镇压。事后，起事的领头人被枪毙，那竟是个任现代学院院长的文化人。此事引起全球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抗议。这是西班牙左右两极冲突的最典型模式。作为工业中心的巴塞罗那，罢工、起义时起时落。

　　世界在飞速走近，高迪窗外的天空开始出现飞机，1911年巴黎和马德里已经有了飞行比赛。高迪在报纸上读到，在摩洛哥，西班牙和摩尔人的恩怨情仇未尽。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中尉佛朗哥的名字开始被大家知道，在摩洛哥的北非殖民地，他率领的摩尔人雇佣军团作战英勇，常常转败为胜。很快，摩洛哥的战事已经退为次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好在，政府宣布西班牙将严守中立。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作出红十字会的人道姿态，在王宫中接受战俘和伤员，为人们在战争期间转交信件包裹，并呼吁交战各国停战一日，救护伤员。

　　大概只有置身事外的时候，人道主义才容易维持。在历史记载中，阿方索十三算是一个温和的人。可是，在宣扬实行人道主义的同时，他要对付自己的摩洛哥殖民地反抗，要面对如何平息国内的罢工暴动。已经在摩洛哥升为上校的佛朗哥，被调来镇压工人们罢工，又赶回去和摩洛哥人打仗，对天生是个军人的佛朗哥来说，他把这些任务一律看作是战争。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人称之为残酷镇压，有人称之为有效恢复秩序。那是十九世纪许多国家的政府采用的普遍方式，就像暴动是民众表达自己的普遍方式。它肯定是悲剧，可悲剧一再上演。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