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5)_林达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5)

　　原则，一般就是放人。这样的“放”，当然有“错放”的风险，可是，假如不是这样，无数布兰登就必须含冤在狱中了却终生了。

　　我看到过很多陪审员在工作结束之后，描述自己作出的判定选择时，心里如何充满矛盾，久久无法安宁。这就是司法判定必须面对的最基本事实：不是每一个案子都是铁证如山的，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司法制度，能保证百分之百地明辨是非。因此，不能过度地追求审判台上的“正义伸张”。必须承认有“不能伸张”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不能追求“破案率”。因为误判更是双重的非正义——冤者入狱，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

　　也正是这种事实上经常出现的权衡证据的困难，不仅造成陪审员沉重的心理负担，也造成一些无辜被告和家属的无助感觉。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会被牵入官司，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就像在日常生活中，灾难可能随时发生、人会产生无助无力的感受，这都是民众中宗教感情的自然源泉。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多次看到布兰登一家在各种场合祈祷。这让大家更真切地体会到，司法公正不是绝对的，不是你想要伸张正义就一定能够做到的。那是一个需要人类不断探讨的领域，欲速则不达。

　　这也是本案法官在审判结束时，对布兰登一家说的：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为这个司法制度多做义工。因为是这个制度帮助了你们。法官很清楚，没有完美的司法制度，而只有相对好一些的、蒙冤者更少一些的制度。幻想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大家努力，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帮助那些陷于困境的人。

　　在这个“星期日谋杀案”出现新的转机之后，出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女检察官和格鲁夫警官公开表示，为布兰登的遭遇向他道歉。

　　检察官的道歉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她是代表国家和社会在寻求公正。这就是那名大学生问题的答案。谁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整个国家和社会其实有天然的、要为被告伸张正义的动力。所以，在一般文明社会，刑事审理的原告都不是受害者，而是国家的检察官（公诉人）与被告对簿公堂。其原因，是刑事案件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安全，社会有强烈的动机委托政府找出案犯。假如一个凶手在逃，一个社区甚至一个城市都会鸡犬不宁。因此，社会总是会通过纳税聚集财富，养活大量的刑侦、执法警察和检察系统的法律人员为受害者寻求正义，也就是为社会寻求正常生活的保证。

　　因此，为原告出面的检方，有一个重大的“优惠条件”，就是“主权豁免”。也就是说，刑侦执法人员、检察人员是在按照社会的委托行使国家主权。只要按照预定的司法程序做，就没有超出社会授权的范围，就是合法的。假如他们按照程序做，即使最后发现是错判了，也不能向他们追究法律责任。所以说刑事审判的被告，是面对着整个社会伸张正义的诉求和行动。

　　在这个案子中，女检察官海利·肖斯坦没有任何违反程序的做法，她只是在得知真凶被找到之后，回想自己的起诉，曾经给了布兰登这个十五岁黑人少年以超常的精神压力，她便无法从个人的自责中解脱出来。虽然她不论从动机到行为，都没有错，那是她的工作，都是合法的。从她的道歉，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理解司法公正之路的艰难。

　　格鲁夫警官的道歉十分含糊，其诚意还是一个谜。他仍然否认自己违法逼供。不论他心里怎么想，大家一般也估计他不会承认具体的违规行为。因为那将会导致针对他的刑事诉讼。由于没有过得硬的证据，三位涉嫌逼供的警官都没有受到刑事定罪。但是格鲁夫警官从此离开了治安警察的岗位，另外两个留下的也被调离了刑侦部门。

　　布兰登和政府达成和解，获得了五十万美元的补偿。其原因，是警察有明显的违规作业。他们一家试图建立一个基金会，以帮助同样可能遭受冤狱的人们。大家并不因为布兰登获得了经济补偿而减少对他的同情，正如布兰登的父亲所说，这孩子受到的精神创伤是长久难以愈合的。现在，布兰登不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一只手机，里面储存着他们家庭律师的电话号码。他眼中的这个世界，将永远是不安全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这个故事和辛普森案相似的地方，是涉及了种族问题。记录这个案子的法国导演，在他的成功之后的讲话中，曾经背诵了他心目中“美国最伟大的人物马丁·路德·金”的一段话，就是那段世界闻名的、对种族和睦相处的“梦想”。然后说：他们是在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三十八年之后，拍摄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少年，仅仅因为他是黑人、在犯罪现场附近大街上行走，就被扣留、逮捕和送往监狱。如果说我们是在作着记录，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作为讲述故事的人，我们能够帮助这样的梦想成真”。

　　那是一段很动人的讲话。这段“仅仅因为是黑人”，在街上走都会因种族歧视而获罪的说法，最初来自被告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和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们一样，强调了警察的种族歧视导致了本案的诬陷与冤狱。由于“星期日谋杀案”的真凶被定罪，布兰登被洗刷，这段话在相关文章中被广泛地正面引用，使得该案的种族色彩日益强烈。

　　然而，假如我们冷静地去看。这段颇为动情的话却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而是抽去前提，换掉了概念。

　　不错，警察是因为布兰登的肤色而在大街上截留了他。可是事件的前提，是在杰克逊维尔市，有人目击一名黑人杀了人。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目击凶杀的老先生看到的是一名白人凶手，急于破案的警察截留的目标就会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刻意做种族文章，看上去似乎在提升意义，事实上却大大削弱了该案的警讯内涵，无意中减轻了这个城市中公民权利丧失的危险度。并不是如人们所说，黑人在街上走没有保障，而是在警察滥权之下，任何人都没有安全的保障。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如何遏制警察滥权的问题，是如何维护法律和司法程序，竭力为每一个个人追求司法公正的问题。

　　事实上，诬陷布兰登、刑讯逼供的主嫌格鲁夫警官，本人就是一名黑人。而为黑人少年布兰登辩护成功的两名律师都是白人。在判定布兰登罪名不成立的十二名陪审员中，有一多半是白人。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切入，这兴许还是一个相当正面的例子。

　　在这里经常出现的、对种族问题的此类不确切描述。起因于人们尤其是知识阶层，有很强烈的、要表达自己对弱者深切同情，以及要挺身为底层代言的倾向。这是知识阶层由来已久、经久不息的一个情结。这也恰恰旁证了知识阶层和底层事实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给知识阶层带来越多的不安，他们产生这种表达的意向就越趋强烈。无疑，贫穷与恶劣的生活状态导致罪恶。可是，对这种联系的探究，应该引出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如何消除贫困、消灭罪恶根源的研究和行动，而不是对已经结出的罪恶之果表达泛滥的同情，不论这个恶果是个别的罪犯或是群体的暴民。道理很简单：任何罪行都是有受害者的。而知识阶层假如放弃面对犯罪行为的道德立场，甚至提供过分的借口和“理解”，不仅无助于弱势群体自身的演进，甚至可能将他们带入更为危险的困惑和歧途。这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以后再找机会展开吧。

　　因此，我更愿意忽略这位法国导演在讲话中续貂的种族渲染，而记住他在同一段讲话中，对这个质朴而精彩的纪录影片所下的简短定义。他说：“我们的影片在描述公正，讲述的是每一个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所拥有的、被假定为无罪的权利。”

　　那是他在2002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发仪式上的讲话。他们拍摄的这部《谋杀，发生在星期日早晨》获得这年颁发的最佳纪录片奖。回想初看影片时的生疏，不由笑话自己，真是孤陋寡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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